高企的失业率

5月9日，《纽约时报》头版展示了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月度失业人数。数据显示，美国今年4月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2050万人，一条垂直的红色竖线向下延伸，揭露了美国当前失业率的“断崖式”下跌：　

文章表示，目前美国失业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美国银行的经济主管迈耶称，“实际上这已经达到‘爆表’的状态了，本来数值可能需要经历长达几个月或者几季度的衰退才能达到，而这次疫情期间却只用了几个礼拜”。

失业率的飙升导致个人收入锐减。2020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的疫情刺激法案，旨在缓解家庭与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根据法案内容，申请人需要提交2018年或2019年税款证据，从而获取最高1200美元的支票。但市场仍呈现悲观情绪，因为该项金额甚至不足以支付房租。

需求的上升促进供给市场的繁荣，加州当局数据显示，该地2018年拥有133家Payday loan机构，而2008年危机期间这一数值约为198家。加州法律规定，Payday loan放贷者最多可发放300美元的贷款，并收取最高45美元的费用。去年该州Payday loan的APR为376％，比大多数信用卡高出几倍。

在美国，APR是否能够超过36%需要区分产品类别。去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规定，额度从2500至10000美元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36％，但这不适用于Payday loan，仅适用于较大的贷款人。高额的利息收取给Payday loan带来了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这一业务将加剧贫困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而Payday loan行业人士则表示，高风险高利率相伴相生，其所承担的违约风险需要用现有利率去覆盖。目前，加州大多数Payday loan办公室设置于贫困区。

激增的贷款需求

失业率上升导致人们失去了收入来源，原有贷款的还款情况亦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例如针对个人提出，“金融机构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针对小微企业则提出，“调整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等措施。

除了对历史贷款的减免措施，新增贷款的需求也成为了现实问题，以我国数据为例，4月居民短期贷款增加2280亿元，比去年同期1093亿元的增量多增了1187亿元。

大量新增需求贷款该如何满足？美国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官网显示，联邦机构鼓励银行、储蓄协会（Savings Associations）和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s）向受COVID-19影响的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提供小额美元贷款，以支持他们渡过疫情难关。

但政府层面能够给予支持的，通常是信用资质较好的个人及企业。疫情大环境下失业人数激增，而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开始收紧贷前措施，因此相对次级的金融借贷市场及民间借贷就活跃了起来。以日本为例，据《朝日新闻》报道，疫情期间人群收入水平整体下降，民间高利贷由此再度兴起。日本记者调查显示，一件民间高利贷产品借入7万日元后，需要把未来价值10万日元的工资支配权让渡给借出方，而借款期限仅为短短22天，其年化收益率已超700%：

次贷市场的兴起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在我国仍然呈现出零星散发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那么未来，我国是否会产生次贷危机？

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麻袋研究院编撰的《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对此作出了分析解答。

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次贷”似乎是个被避讳的词语，无论是金融监管者还是从业者，都以中美经济环境的巨大差异为由，甚少提及中国次贷，尤其在涉及次贷人群时，常常隐晦地以长尾人群替代。

中国的次贷市场的兴起，正是从服务长尾人群开始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蔓延时，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刚刚起步。2009年之后，随着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的全面铺开，长尾人群的范围逐渐扩大。根据麻袋研究院估算，目前我国的次贷人群规模超过6亿人。

目前次贷市场的产品分类，按照期限可划分为随借随还类贷款，超短期贷款（7-30天），短期贷款（1-12个月）以及中期消费贷款（12-48个月），疫情后死灰复燃的日本民间高利贷即归属于超短期贷款这一类别。　

次贷危机是否会发生？

《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指出，2008年次贷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其中又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主。房屋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将房产作为抵押物抵押给金融机构，从而获得贷款的项目。

除了美国次贷危机，日本贷金业的“消金三恶”、韩国卡债危机等境外次贷市场都曾席卷社会。疫情当前，历史会否重现？麻袋研究院结合《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首先，从次贷规模来看，目前市场中狭义次贷规模为3.28万亿元，广义的次贷规模为6.52万亿元，而整个中国居民贷款规模为49.6万亿元，由此可知，次贷规模占总信贷规模的比例为6.6%~13.15%，占整体借贷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

其次，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自2018年以来，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影子银行、高风险金融集团、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总体来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从风险传导来看，当前居民消费杠杆率不断提高，次贷人群极易因为失业、过度消费等情况而无力还款，将风险传递至银行等金融机构。2008年危机前夕的美国次贷市场扩张迅速，无本金贷款、首付贷等低门槛产品花样繁多，不少借款人甚至申请后用以炒房，再通过抵押放大杠杆。目前我国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像美国那样针对次贷客户无序发放贷款的情形几无可能。

综上，麻袋研究院认为，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夕有所区别，尽管仍面临杠杆上行、逾期上升的情境，但无论从行业制度还是从风险传导路径来看，我国重演次贷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通过日本疫情下的民间高利贷事件仍须保持警惕，部分非法金融活动依旧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开正门，堵偏门”，正如《中国消费金融次贷报告》文末所言，一方面，遏制过度授信、加紧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已成当务之急；而另一方面，对小贷采取宽松扶持政策、消金牌照继续放开或成未来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