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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不良资产业务债务追偿的启示——兼议《九民会议纪要》相关条款

2019.12.21(深圳)“垃圾债”从入门到实操,复盘高收益背后的投资逻辑!

东方法律人

实践 · 研究

《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进行了概括性规定。但规则模糊性及此类案件自身的复杂性, 时长造成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这一例外制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适用难度大,而人民法院不善于适用、不敢于适用的现象。本期内容是 法律事务部 周游《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不良资产业务债务追偿的启示——兼议<九民会议纪要>相关条款》。本文结合《九民会议纪要》中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最新司法政策,梳理实践中的司法裁判规则,重点探讨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不良资产业务债务追偿的启示。

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的法人资格,直接请求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并适用该制度,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旨在矫正有限责任制度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对债权人保护的失衡现象。[1]

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63条对公司人格否认进行了概括性规定。但规则模糊性及此类案件自身的复杂性,[2]时长造成“标准把握不严而滥用这一例外制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因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抽象,适用难度大,而人民法院不善于适用、不敢于适用的现象”。[3]为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最高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会议纪要》”)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不仅回应了实践中适用场景的争议,更明确了适用标准。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场景

以偿债主体为区分标准,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场景被区分为正向否认、逆向否认与三角否认。其中,正向否认是《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传统场景,旨在通过否认公司人格而追究其背后的股东的连带责任。而逆向否认与三角否认是审判实践发展出的适用场景,其中逆向否认强调由公司替股东承担责任,或母子公司场合下由子公司替母公司承担责任。而三角否认场景否认了关联公司各自的独立人格,将其视为一体,对公司债权人的请求承担连带责任,是将滥用关联公司人格之股东的责任延伸到由他们控制的关联公司。

(一)关于正向否认

该场景包括“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包括非一人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东(如“夫妻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下文以(2018)豫民再168号及(2018)鄂民终1270号案件为例。

在(2018)豫民再168号案中,河南高院认为:“于洪与鼎力源公司符合人格混同的条件……(一)从主体上看,于洪对鼎力源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上具有实质控制能力。(二)从行为上看,于洪作为鼎力源公司的股东不按法定方式行使其权利,而是任意将个人行为代替公司的经营行为,使公司丧失经营自主性,这已经完全背离了财产分离的原则。(三)从结果上看,由于财产与经营的混同导致于洪与鼎力源公司人格混同,并且也已实际造成天力公司权利落空的后果。”故债务人股东于洪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适用正向否认场景,即以主体、行为及结果为三构成要件予以论理。

 

在(2018)鄂民终1270号案中,债务人青曼瑞公司股东登记虽为二人,“但二人为夫妻,且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二人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其婚前财产或婚后所得财产归属进行了约定,而债务人公司设立于双方结婚后,故应认定其注册资本来源于熊少平、沈小霞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后,二人均实际参与了青曼瑞公司的管理经营,青曼瑞公司实际由夫妻双方共同控制”……据此应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其次,从公司财产混同角度看,“青曼瑞公司在为同一所有权实际控制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公司财产与夫妻其他共同财产的混同。”在此情况下,二人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关于逆向否认

逆向否认是指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场景的适用通常以法院“不支持否认”为裁判结果,裁判逻辑大都认为该场景突破了公司法第20条有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限制,如(2017)鲁民终1536号。该案法院认为:《公司法》在明确否认法人人格的条件下,只规定了“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没有规定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吉田诚请求吉源环保公司对吕秀红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其请求事项不予以支持。

 

(三)关于三角否认

三角否认指公司债权人诉请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场景没有实体法上的明确支持,但却在审判实践中逐渐发展成熟,最高院也对此发布了指导案例(“15号指导案例”)。[4]

在该案中,连带责任主体之间存在人员上的混同关系:川交通机械公司与瑞路公司的股东相同,均为王永礼等人。川交工贸公司虽股东与之不同,但拥有90%股份的控股股东张家蓉系王永礼之妻。此外,川交工贸公司的其他股东均为川交机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此外,三者财务负责人及出纳均为同一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任职,且重要部门任职人员相同,构成人员混同。

除存在人员混同外,还存在业务混同:三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经营范围均涉及工程机械且基本重合。在实际经营中,三公司均经营工程机械相关业务。另有证据显示三公司在对外进行宣传时信息混同、未作区分。

最后,三公司存在以账户共用、资金共同支配为重要表现的财务混同情况。基于上述,三公司无视各自独立之人格,随意混淆业务、财务、资金,相互之间界限模糊,无法严格区分,使得交易相对人难以区分准确的交易对象。三公司还刻意安排将业务统计于川交工贸公司的名下,客观上削弱了川交工贸公司的偿债能力,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以逃废债之嫌疑……三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对川交工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现状

尽管存在上述支持的案例,最高院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作为例外情形,该制度“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实体上,须同时具备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避免因滥用该制度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基石。”[5]长期以来,各级法院同样秉持以“慎用”态度,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陕高法(2007)304号)规定:“……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关系上,前者始终属于本位的主导性规则,后者仅为适用于特定场合和特定事由的例外性规定而已。在审判实践中一定要审慎适用,防止滥用。”

通过检索发现[6]:2017年至2019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及各高级人民法院以“人格否认”、“刺破公司面纱”、“连带责任”为主文关键词的案例共57则。其中,法院判决支持公司人格否认的案例共24则,占比42%;法院判决不支持公司人格否认的案例共33则,占比58%。可以说,取样样本中人格否认率正维持着一个较低水平,而2006年至2010年间该数据为66.7%。[7]

表一:法院支持的案例(共计24则)

适用场景

数量

占比

正向否认

16

67%

逆向否认

1

0.04%

三角否认

7

32.96%

表二:法院不支持的案例(共计33则)

适用场景

数量

占比

正向否认

26

78%

逆向否认

6

18%

三角否认

1

4%

(一)关于正向否认

上述案例中,正向否认的场景适用比例占比较大,其适用条件与认定标准也较为统一。其中未能被成功否认公司人格的案件有26例,法院的裁判逻辑不尽相同,以下为代表性案例:

1.关于主体要件。在(2017)川民申5625号案中,在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下,名义股东非公司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其不满足适用条件中的主体要件。类似案件还有(2017)鲁民终1536号。

2.关于混同表征的同时证成。在(2018)最高法民申656号、(2017)最高法民申4065号、(2016)最高法民再306号等案件中,公司债权人无法“同时”证明公司与公司股东在人员、业务、财务三方面存在混同。

3.关于滥用行为的主观故意。在(2018)鄂民申1313号等案件中,若股东没有逃避其参股公司债务的故意,亦不能否认公司人格。

4.关于滥用行为与债权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在(2017)川民申5625号、(2019)冀民终629号案中,法院认为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与债权人损失之间须存在因果关系,且唯有否认法人的人格方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若因果关系无法证成,则不能否认公司人格。

5.关于举证责任。在一人公司的正向否认适用场景中,应明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一人公司的股东承担举证责任,如(2018)鄂民终1270号案。在其他正向否认案件中,尽管无明文规定,但法院倾向于主张人格否认的债权人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存在混同情形,如2018辽民终216号、(2017)川民申5625号案等。

(二)关于逆向否认

对于逆向否认适用场景,法院支持和反对立场差异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反对逆向否认场景适用的法院,其论理基本相同(也即逆向否认场景突破了公司法第20条公司人格否认的主体限制);支持逆向否认场景适用的法院,其论理各有各的不同,如在(2017)新民终267号案中,法院认为:对一人公司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可以发生两种结果:一是导致一人公司股东的无限责任,即由股东承担公司的责任;二是在否认公司拥有独立人格的情况下,将本应作为相互独立的公司及其背后的股东视为同一主体,由公司为其单独股东负担责任,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三)关于三角否认

三角否认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指导案例为该场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适用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指导案例所确定的相关规则在实践当中获得了高度认可与广泛运用,但法官赖以论理的援引依据却有所差异。如在(2017)最高法民申2889号案中,法官认为“《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了在一定法律条件下排除股东的有限责任,但若关联公司构成人格混同的,且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可参照该条规定由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又如(2017)最高法民申1162号、(2018)湘民申2627号案中,法官则直接援引适用了第15号指导案例。

三、《九民会议纪要》对制度适用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研判可以发现,无论正向否认、逆向否认,亦或三角否认,其适用标准始终围绕着公司法第20条滥用行为进行展开,而滥用行为具体表征的证成成为了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关键。而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则造成了司法裁判尺度不一的窘境。为此,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在厘清滥用行为种类与具体表征的同时,也对此类案件当事人诉讼地位进行了明确。可以预见,《九民会议纪要》有关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则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对司法裁判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滥用行为。《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

首先,公司人格否认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在于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

在本文选取的案例中,绝大多数法官在论理时均同时提及财务或者财产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但不乏仅对人格混同进行论证的案例,如(2018)甘民申1651号。《九民会议纪要》对此进行了明确: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格混同是人民法院审查时的关键,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无需同时具备。

其次,“过度支配与控制”行为较大程度上暗合了逆向否认、三角否认场景的旨趣。正如《九民会议纪要》指出的: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将会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而实践中常见情形包括:(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

在出现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或将被否认进而被判令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文则从正面回应了实践中逆向否认、三角否认场景的可适用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资本显著不足是指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

就资本显著不足这一情形来看,人民法院借此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司法判例相对较少。本文样本案例均不涉及此类型行为,在非样本案件中,债权人主张债务人资本显著不足而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大都以法院未能支持其主张告终,如(2010)陕民再字第00013号、(2011)皖民二终字第00111号等。在我国公司资本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下,尤其是法定资本制的取消以及认缴资本制的确立,公司资本“充足”与“不充足”的简单区分无法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确定适用的尺度。进一步讲,对股东通过滥用行为侵害债权人权益的主观故意、公司资本与偿债能力的相对关系、通过高分红、高工资抽逃出资等主客观相统一的因素进行通盘考虑更为稳妥。

最后,尽管《九民会议纪要》根据不同情形确定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相关规则并未对逆向否认、三角否认场景中子公司、关联公司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做出规定,该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对不良资产业务债务追偿的启示

自2014年首支信用债券“超日债”违约以来,市场顶着内外部巨大压力正进一步加速出清。一方面,受到经济增速下滑和去杠杆影响,企业因负债率超出合理水平而无法承担高企的融资成本,导致债券违约不绝于耳、暴雷事件频频发生。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失序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信用风险。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人,面对债务人企业大股东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等公司治理失序的窘境,如何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债权权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或者能够对其债务追偿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利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扩大偿债主体范围

如前所述,正向否认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债权人可根据具体案情适用如下规则:(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可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并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此时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可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可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3)若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尚未经生效裁判确认的,直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应以追加公司为共同被告为前提。

尽管《九民会议纪要》未明确逆向否认、三角否认场景中各方主体的诉讼地位。但本文多个样本案例显示,债权人不妨将实施滥用行为公司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请求法院认定前两者与债务人公司之间人格混同,进而由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利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证据规则对人格否认予以证成

本文样本案例反映出:鉴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证据多为公司内部信息,由主张方即债权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事实上是不可行的。若由于举证不能,导致债权人无法向法院提起"揭开公司面纱"之诉,使自身债权无法得到保护,将违背确立人格否认制度所要体现的法律的个别公平、正义的初衷。故此类案件中,法院通常不简单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一般证据规则。而是由主张人格否认的债权人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再由债务人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形。[8]

(三)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扩大诉讼管辖法院范围

一般而言,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相关的案由通常为公司股东侵害公司债权人权益纠纷。但该等案由也可为侵权责任纠纷。在(2018)湘08民初52号案中,法官认为:“潞安亚晋公司与亚晋公司虽然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存在人员混同、财务混同、业务相同,已经构成人格混同,导致法人独立人格丧失。该行为削弱了亚晋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能力,损害了亚晋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浩达商贸公司主张潞安亚晋公司与亚晋公司人格混同,导致其财产权益即债权受到侵害,请求潞安亚晋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法律依据充分。”此外,(2018)最高法民辖162号案中也持类似观点,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应对债权人主张的债权在造成公司财产损失减少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科伦比亚公司以朱卫东、李庆元为被告提起诉讼,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即科伦比亚公司住所地,和两名被告朱卫东、李庆元住所地,均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法院的连接点。”鉴于此,在该类案件中,债权人可提起侵权责任之诉,以扩大管辖法院的范围,充分利用管辖优势。

(四)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扩大被执行人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意味着一人公司的债权人不仅可以在诉讼阶段依据《公司法》直接向股东主张权利,也可以在仅以公司为被告完成诉讼后,执行程序中再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同时,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未混同的举证责任仍由股东承担。


[1]《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2]朱慈藴,《公司法人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

[5]《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2013年

[6] 案例筛选规则如下:(1)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件;(2)2017年至2019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判决、裁定;(3)裁判文书主文中含有“人格否认”、“刺破公司面纱”、“连带责任”等关键词。通过上述规则检索出案例共57个(剔除掉基于同一事由不同主体提起的相似案件),包括(2019)最高法民终569号、(2019)赣民中123号、(2019)云民申201号、(2019)冀民终629号、(2018)川民再687号、(2019)沪民申2362号、(2018)赣民终401号、(2018)湘民再149号、(2016)最高法民终819号、(2018)鄂民终1270号、(2018)甘民申1651号裁定、(2017)最高法民申2889号、(2017)最高法民申4065号、(2017)鲁民终1536号等。

[7]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8](2017)新民终2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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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关联公司法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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