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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护工具助14家民企半年融资过百亿!听听上交所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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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债券市场试点信用保护工具业务半年后,截至2019年5月末,上交所债券市场共创设信用保护合约30单,有效支持14家实体企业成功完成债券融资117.4亿元。

彼时,上交所启动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的主要政策着眼点在于弥补民营经济的融资短板,以市场化手段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实践证明,该举措对助力民企融资确有实效。但现阶段,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的市场体量依然偏小。那么,信用保护工具业务在助力民企融资方面具有哪些优势?此项业务长远前景如何?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尚存哪些困难?

就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上交所、国泰君安、中信建投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所”)等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各方认为信用保护工具业务可有效支持民企融资,建议多措并举促进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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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弥补民企融资短板

2018年11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和组织下,上交所债券市场启动了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试点。

金杜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陈府申律师表示, 信用保护工具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同时,其对市场变革发展和体系完善的促进作用也不容忽视。

“主要政策着眼点在于弥补民营经济的融资短板,以市场化手段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上交所有关人士表示,此项举措的及时推出,对助力民企融资具有重大意义和显著优势。

该人士表示,首先,债券市场具有公开、透明、预期引导性强的特点,通过在上交所债券市场创设信用保护工具,可释放积极信号,增强民企债券投资信心,阻断民企股、债、贷信用收缩的相互传染,并带动民企的整体融资恢复。

其次,信用保护工具可优化信用风险配置,有利于满足上交所债券市场的投资者需求,优化投资者结构和产品结构,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入市,实现信用风险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更好匹配,从而促进公司债券发行,提高民企融资效率,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再次,信用保护工具开创了券商服务企业客户的新模式,券商可为发行人提供“公司债券融资+信用保护工具”的综合融资解决方案,从而显著增强券商服务企业客户,特别是民企客户的债券融资能力。

中信建投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王广学则对信用保护工具配合民企债券发行这一模式归纳出了“撬动资金”“改变模式”“降低成本”三大益处。

王广学表示,信用保护工具可以利用债券市场投资人风险偏好的差异,吸引风险保守型的投资者认购民营企业债券,即通过较低的保费撬动市场资金参与民营企业债券投资;信用保护工具也可改变传统担保与债项绑定的固定模式,投资人可以将信用保护和债项分离进行投资,提高了债券发行和信用保护的灵活性。

“与担保机构向发行人收取担保费不同,创设机构是直接向投资者收取保险费,不会提高发行人隐性的融资费用。”王广学认为,该解决方案疏通了民企债券融资渠道,降低了民企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投资者对民营企业的预期,逐步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

痛点犹存

“上交所深入贯彻中国证监会决策部署,前期已多措并举促进信用保护工具发展。不断强化培训与调研,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积极提供支持与指导,鼓励交易商备案和项目储备;主动做好配套与对接,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同时,针对信用保护工具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支持民企发展的问题,上交所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前述上交所人士介绍。

但该人士同时指出,整体而言,上交所信用保护工具尚处培育阶段,仍存在若干问题和难点需逐步解决。

首先,潜在民企债券项目较少。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现阶段主要采用“信用保护合约+债券融资”的业务模式。目前共有18家券商获得信用保护工具业务资质,其所承销民企债券的拟发行单数及规模在上交债券市场占比偏低,导致潜在民企发债项目较少。

其次,创设机构风险对冲手段较少。由于发行人与创设机构无债权债务关系,因此,由发行人对创设机构提供反担保,或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等方式存在法律障碍。

“部分民企未达到特定创设机构的保护工具准入标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该人士表示,在业务试点初期,部分创设机构初步制定了民企信用保护工具的标的筛选标准,部分民企无法满足相应准入条件。随着业务探索与规则磨合,预计未来前述现象将逐步改观。

与此同时,券商内部决策流程较为复杂。各券商对民企信用保护工具的重视程度不一,内部跨部门协调顺畅度多有差异,导致各家券商在推进该业务的效果上差异明显。

“投资者类型亦需要拓宽。前期,部分银行、信托、保险、基金公司表达了对信用保护工具的购买意愿,但相关监管政策仍不明朗。”该人士表示,在信用保护工具的定价、转让、做市等方面,市场体制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交易所去年推出的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目前还处于业务起步阶段。”中信建投王广学认为券商资本实力整体不足,对冲手段相对有限,建议允许更多风险偏好匹配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信用保护工具创设业务,丰富创设机构主体;尽快推出信用保护凭证业务,简化业务流程,扩大投资者范围,利于宣传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建议赋予标的债券+信用保护工具的组合资产以质押资格,提高信用保护工具的吸引力。

“对于信用保护卖方来说,该业务的难点主要还是在于对信用风险的把控能力,一旦参考实体发生信用事件,信用保护卖方将承担较大损失。”国泰君安董事总经理王焕舟建议监管允许并鼓励商业银行,以及券商资管、期货资管、私募基金、货币基金等非法人产品参与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市场,从参与主体上丰富信用衍生品市场。

“此外,建议基金业协会对于基金买入信用保护对冲信用风险予以支持和鼓励。建议将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纳入标准化产品范围,从而进一步吸引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王焕舟同时建议,信用保护工具指数如果能适时推出,可能也将促进市场发展。就业务实践而言,金融机构内控普遍较为严格,很难逐一提供中低评级企业的信用保护,而多名信用保护工具或信用保护工具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多措并举

前述上交所人士表示,推出信用保护工具业务是上交所缓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举措。后续,上交所自身将多措并举,增强该业务对民企发债的支持力度。但同时,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的行稳致远,相关政策支持也是关键:

一是拓宽信用保护工具支持对象。通过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创设机构放宽民企入选条件,以及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纳入工具创设对象,拓宽对民企的覆盖范围。

二是扩大业务参与主体。适当放宽业务资格限制,扩大创设机构类型及数量;通过降低参与该项业务的资本占用计提标准、在分类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相关因子等手段,提高券商参与工具创设的能力和意愿;通过相关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明确基金、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参与信用保护工具交易的政策。

三是完善支持性体制机制。加大研究及落实力度,尽快完善信用保护工具风险对冲、市场化定价,以及转让和做市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

四是加强市场培育。通过举办培训、机构交流等方式加大市场组织力度,使发行人、创设机构、投资者等能深刻认识业务意义并熟悉操作流程,便利其高效参与业务推进。

“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大多会经历一段流动性不足的阶段,就像2006年利率互换被引入中国,前几年的交易量也不算大。直到2010年以后,发展步伐才逐步加快。”王焕舟表示,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也是类似的,需要一段长期的培育过程,况且,渐进和逐步发展也有利于这个产品能够更加稳健地发展,避免投机炒作。

王焕舟认为,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类型也在逐步多样化,从资产规模来看,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含非法人产品等)已占据40%的规模,需求的多样化逐步体现,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这个市场。

融资短板上交所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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