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债务人拒绝配合管理人接管的现状

正常来说，若是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其对破产程序的运行结果已然知悉，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在这种情形下，对于管理人的接管，债务人实际控制人较少出现抵触情绪。

但法律上存在非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的情形（如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或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同意移送破产审查），此时若法院受理，债务人将措手不及。部分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或因对自身财务、资产状况的不自信，或为逃避追责而销毁文件、隐匿或转移财产争取时间，对“外人”的接管会极为排斥，轻则不闻不问，重则强力抗拒。

在实务中，非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的案件数量较大，包括执行转破产及债权人直接申请破产。2018年朱卫东等人调查撰写的《上海法院破产案件情况大数据深度分析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pyE2D3kHyfEPfIzgkzZJkg）中指出，破产案件中，“从申请主体看，债权人申请的破产案件占80%，债务人申请的仅占20%。”

从目前情况来看，未来非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数量规模较大，尤以执转破类最为突出。2019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7ka-vEN9F6M_a6XT5OxElw）中指出，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63万执行案件转破产工作，涉及2万个被执行企业，依法集中解决一批‘僵尸企业’市场出清问题，促进一批‘僵尸案件’彻底退出执行程序。”

2020年9月28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企业破产审判状况白皮书（2014年-2020年）》（https://mp.weixin.qq.com/s/zHJUNKY2irbhez7f4Obl0Q）显示，该法院自“2014年至2020年6月，共受理破产案件161件，其中执转破案件98件”。该法院通过分析近三年破产案件收结数据得知，“破产案件收结案数量增长迅速，执转破案件数量快速增加，占破产案件总数的比重不断扩大。”

因此，未来非债务人申请破产的案件数量将不断增加，且占比会越来越高。在此种背景下，可能遇到的非正常接管案件数量也将不断攀升。

（二）债务人拒绝配合管理人接管的原因

1.主观上实际控制人害怕失去对企业的控制

破产案件受理后，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对债务人企业进行接管，而管理人的中立性导致实际控制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进破产程序。对于自身长期经营管理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往往很难接受将企业“拱手相让”。

此外，在部分破产重整案件中，债务人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状态，实际控制人从企业经营利益角度考虑，认为若向管理人移交公司经营管理后，不一定能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毕竟管理人很难具备专业经营管理能力。在此种状态下，实际控制人可能出于爱护企业、珍惜自己事业的考虑不愿意管理人接管。

2.客观上破产程序中存在追责实际控制人的可能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破产企业在前期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如抽逃出资、侵占资产、挪用资金、财务造假、关联交易等问题。实际控制人考虑，若企业被管理人接管，在对企业进行全面梳理、调查后，历史问题在破产程序中将“东窗事发”。因此，实际控制人基于风险追责方面的考虑，也可能拒绝配合接管。

3.立法上破产法对于接管企业缺乏应对措施

虽然《企业破产法》第127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可“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出资人等进行释明，或者采取相应罚款、训诫、拘留等强制措施”。但上述措施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强。

首先，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前提应当是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违法，但很多实际控制人是躲在后面，难以证明其实施了相关行为。

其次，法院可能基于未来需要实际控制人配合调查的角度考虑，主要还是以沟通为主，也难以做到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如果实际控制人借此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则接管周期将被大大拉长。

再次，有关强制措施的处罚力度较为轻微，难以达到震慑效果。以罚款为例，实际控制人可能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且，对于长期抗拒执行的行为，能否反复适用处罚措施亦存在争议。

在实务中，由于接管问题双方经常僵持反复，时间被极大消耗，最终在“拖字诀”的影响下导致破产程序不了了之。

（一）裁判执行并重原则

破产程序实质上是一个概括执行程序，在破产程序中，法院不应仅仅是一个裁判机构，更应强化法院的执行功能。在破产案件中，存在部分法院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程序主持者的角色，仅发挥法院坐堂审案的角色，对于接管问题，出具一纸决定书就万事大吉、不再过问了。若仅如此，则破产程序将弱化为一个形式性程序，破产法权威将大为折损。

因此，基于破产程序的执行属性，法院在接管企业时应作为一个裁判事项和执行事项看待，对于符合强制接管条件的，作出决定后，还需发挥执行程序中既有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手段，做到既重视裁判，又落实执行。

（二）区别对待原则

不同的破产企业有不同的特点，如：僵尸企业、持续经营企业；有重整价值企业，无重整价值企业；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因此，在对上述不同的企业进行强制接管时不宜一刀切，针对不同的企业制作接管方案，匹配不同的资源。

对于僵尸企业，重点关注其财务、档案及资产状况；对于持续经营企业，不仅关注其财务、档案及资产状况，还应对其人员、经营作相应的接管安排，当然此类企业的接管更为复杂。

鉴于个案具有其差异性，因此在强制接管前，应充分考虑破产企业各类情况，针对具体情况制作接管方案。

（三）引导与强制协同原则

实际上，在拒绝配合接管的人员中，多数人往往没有在拒绝接管中获取任何利益，只是机械地执行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管人员的命令，其行为也仅仅是不作为；有些人员则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行为方式是积极、主动的；在积极主动抗拒接管的人员中，也有主导型人员和辅助型人员。

诚然，客观上确实存在部分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明知破产程序的有关要求及有关行为的法律后果，但基于维护一己私利的需要，抗拒接管，对该部分人员需依法严惩。

对于其他辅助型人员或者仅仅是不作为的人员，在对于主导型人员采取措施后，可以通过释明法律、教育引导的方式，让其变成破产程序推动的助力。

引导与强制并用，情理与法理兼行，刚柔并济，区别对待，既不姑息纵容，也不激化矛盾，如此，方能为复杂的破产程序创造良好的条件。

强制接管是由于管理人无法进行正常接管而产生的，故应由管理人提出申请。申请时需说明采取强制接管的事实及理由，包括管理人是否出示有关法院文件、是否释明债务人配合接管的义务、是否给予债务人合理期限、债务人拒不配合接管的证据等。

在管理人提出申请后，法院应在合理时间内决定是否进行强制接管。在进行强制接管前，我们不建议进行听证，这将给债务人企业转移资产、毁灭资料提供充分时间。

我们认为，只要管理人有合法依据接管企业的，不论在何种破产阶段，法院都可以决定进行强制接管。

（二）接管方案的制作

在决定强制接管后，法院需根据债务人实际情况制作接管方案。

制作接管方案时需重点考虑所需接管的材料和资产，是否需要移交经营场所，是否需要配备保安人员，强制接管过程中需要配合多少法警或公安，是否需要政府或其他部门予以配合等，从而全面周严地部署强制接管安排，最大程度地考虑接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激化矛盾的风险点，逐个分析、论证、安排，如此，方能最为妥善地推进强制接管工作。

（三）对妨碍接管行为的处罚

在接管过程中，法院也应当同时对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采取强制措施，包括警告、训诫、罚款、拘留，对于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制接管流程

法院制定强制接管后，可以采取以下流程进行接管：

（五）人员的接管

对于破产企业员工的接管，应召集企业全体员工，释明企业进入破产的事实，根据债务人实际情况，若企业生产经营已无需过多人员，可予以作待岗或解除劳动合同安排，后续再处理补偿事宜；对于前期拒不配合接管的人员，可视情况解雇、停用或调查；对于向债务人门卫、安保人员，需释明企业状况，签署《承诺书》，对不配合者，予以辞退。

（六）持续经营企业的接管

部分企业在接管时，仍在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法院在进行接管时，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接管。

首先，明确原有的决策机构变更为债权人，原有的日常管理机构变更为管理人；

其次，明确原有的抗拒接管的主体不再担任原来职务，由管理人进行委任；

再次，要求管理人迅速就企业经营事项向法院提出方案，包括托管经营、自行管理、委托管理层经营等，在新的方案批准之前，管理人应当延续原有的日常经营事项，不得作出重大决策。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我们相信，一个统一、规范、合理的强制接管机制的设立，能使法院在面临复杂接管工作时，积极推进破产程序，最大程度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彰显破产法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