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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研究系列二:辽宁省城商行的改革化险

此外,取外源股本注入、专项债增资、协调公检法系统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清收处置等方式助力辽宁省城商行经营质效提升,为辽宁省城商行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撑。

作者:金融评级一部

来源:联合资信(ID:lianheratings)

近年来,在供给侧改革及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内经济实体发展承压,导致辽宁省地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同时也加重了区域内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且随着区域内经济实体加速破产重整,辽宁省内城商行资产质量有所下滑。为解决“经济实体经营恶化——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滑——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趋紧——实体经济经营恶化”的循环,辽宁省内城商行从清理不合规股东、内源规范公司治理、夯实存贷款业务基础、强化不良资产清收处置等方面加以改革,力求在主动暴露信用风险的基础上改善资产质量,提升经营表现。此外,辽宁省政府亦积极介入辽宁省城商行的改革化险,采取外源股本注入、专项债增资、协调公检法系统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清收处置等方式助力辽宁省城商行经营质效提升,为辽宁省城商行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撑。

一、辽宁省城商行经营区域经济发展背景

1.体制改革及人口流失压力下,区域经济增长承压

辽宁省在装备制造、石化、冶金等领域产业实力较为雄厚,作为新中国工业摇篮,辽宁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受体制机制性矛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人口流失等因素影响,辽宁省内经济实体经营压力持续加大,区域经济增长承压。从数据上看,2016—2020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增长分别为-2.5%、4.2%、5.7%、5.5%和0.6%,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省份的排名情况来看,辽宁省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排名也在不断下降,2010年辽宁省GDP总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第7位,而2020年排名降至第16位。

辽宁省经济增长承压主要源于以下几点:一是体制机制改革仍需持续推进。由于受历史及计划经济影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在辽宁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引导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对滞后,民营企业活力尚未充分释放。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难度较大。由于历史原因,辽宁省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主要以传统钢铁、石油化学工业、普通装备等领域为主,传统产业转型难度相对较大。三是人口流失及人口老龄化。根据辽宁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辽宁省人口减少2.64%,年平均增长率为-0.27%,在辽宁省14个地市中,仅沈阳市和大连市两市人口增加;从人口年龄构成情况来看,辽宁省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5.7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7.42%,人口流失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区域内部分企业经营恶化、公募债券违约率攀升,信用环境弱化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末,辽宁省内企业债券违约主体10家,涉及债券52支,债券违约余额454.39亿元,余额违约率为17.42%。除此之外,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通过现金、留债、股票等方式进行了债券清偿;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定向融资工具已由第三方代偿,并未计入上述统计。从违约主体行业分布情况来看,辽宁省违约企业涉及汽车、石油化工、工业机械、海港、钢铁、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企业性质涉及地方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

2016年3月,地方国有企业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5东特钢CP001”触发实质性违约,截至2021年11月末,合计违约债券余额71.70亿元;2020年10月,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触发实质性违约,截至2021年11月末,违约债券余额172.00亿元。近年来,持续发生的公开市场违约以及部分地方国有企业打破刚兑都给辽宁省信用声誉造成不利影响,资本市场债券发行规模明显下降。从图3中看出,2016年以后,辽宁省整体债券发行规模及占当年全国债券发行规模的比重都呈明显下降态势。

从间接融资资产质量来看,在相对低迷的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受实体企业经营承压、偿债能力弱化等因素影响,作为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辽宁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全国不良贷款率的差值呈上升趋势。截至2019年末,辽宁省不良贷款率为4.6%,高于全国银行业不良率2.7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辽宁省整体信贷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二、辽宁省城商行运营表现及风险关注点

1.存贷款业务稳步发展,贷款利率下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但负债端对互联网存款及机构存款存在一定依赖,信贷资产质量亦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近年来,辽宁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均保持增长态势,贷款利率下行,支持当地企业复工复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2020年12月,辽宁省新发放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47个基点,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76个基点。从投向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贷款同比增速达到7.8%,对稳定地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5.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42.6%。但如前文所述,辽宁省整体经济环境仍较为低迷,对当地城商行存贷款业务发展带来一定压力。一方面,在较为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当地企业业务扩张意愿不足,部分企业甚至不具备新增债务的能力,加之辽宁省城商行授信趋于审慎,导致其信贷增速有所放缓。从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中的数据来看,辽宁省2020年区域性中小银行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长9.3%,增速较上年降低11.2个百分点。从城商行情况来看,由于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改革及风险化解工作逐步推进,部分银行未公开披露相应数据,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本文采取辽宁省部分已公开年报数据的城商行作为样本,对其经营状况加以分析。从选取样本数据来看,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贷款同比增长9.97%,增速较上年降低12.4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资金链趋紧,剩余资金量减少,同时银行信用分层逐步显现,导致辽宁省城商行存款拓展压力上升。从地区整体存款情况来看,2020年末辽宁省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余额13429.3亿元,同比下降12.3%,增速较上年降低8.4个百分点;其中住户本外币存款余额42962.9亿元,同比增长18.9%,增速较上年提升3.5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户存款增加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等高成本存款规模的上升,2020年末辽宁全省住户定期存款余额34402亿元,同比增长22.2%;个人大额存单发行余额3886.1亿元,同比增长9.2%,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息差水平的收窄趋势。从选取样本数据来看,2018—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公司存款规模整体呈下降态势,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且个人定期存款增长较为突出。

在上述压力背景下,辽宁省城商行逐步聚焦互联网业务,试图通过互联网渠道破局。从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来看,辽宁省银行联合线上平台发放消费贷款成为信贷新的增长点,2019年末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长20.7%;同时,部分辽宁省城商行通过互联网平台投放存款产品,且利率成本明显偏高。互联网存贷款业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限制,但贷款风险控制难度较大,存款稳定性欠佳,同时也推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在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2020年以来,随着监管加强对互联网联合贷款和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管理,辽宁省城商行业务结构面临调整压力,尤其是前期互联网存贷款业务发展较快的城商行,其面临的合规风险加大,业务结构调整压力尤为突出。

在区域经济下行背景下,前期盲目扩张或经营不善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对辽宁省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带来一定压力。此外,为深入推进化险改革方案,辽宁省城商行亦在监管引导下加大风险资产出清速度,进一步带动了其不良资产规模的上升。根据辽宁省金融运行报告显示,2019年末,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717亿元,比年初增加158亿元,不良贷款率4.6%,不良率高于其他地区,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相对突出;2020年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仍有所下行。从样本数据来看,2018—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不良贷款规模持续增加,不良贷款率呈上升态势。此外,如前文所述,在区域经济低迷的背景下,辽宁省城商行域内贷款投放承压,叠加负债端成本上升导致息差收窄使其通过自身盈利消化不良资产的空间逐步压缩,贷款拨备面临计提压力。从样本数据来看,2020年末,样本银行中有5家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在150%以下。

2.资金业务发展较为成熟,投资种类丰富,但投资资产中非标类资产占比较高,相关资产质量变化情况值得关注

辽宁省城商行资金业务发展较为成熟,在早期市场收益率较高的时期配置了一定规模的非标准化投资资产,然而,在近年来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较大规模的非标投资对其信用风险及流动性管理均带来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以类信贷为主体的非标投资往往期限较长,即便期限较短的类信贷投资也存在一定粘性,导致压降难度较大;同时,由于非标投资收益相对较为可观,面临信贷投放受阻和存贷利差收窄导致盈利下滑的困境,部分银行仍倾向于通过非标投资保有一定的盈利空间。受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部分银行非标投资规模虽然逐步压降,但进程较为缓慢,非标投资占投资资产的比重仍较高,投资资产结构面临调整压力。此外,在资本市场违约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辽宁省城商行投资资产质量亦随之下行,且非标投资由于相较于标准化债务融资工具投资存在风险偏高的特点,逾期规模相对较大,而受限于盈利能力的下滑,辽宁省城商行投资资产存在一定减值缺口,相关风险敞口及未来资产质量变化情况均需持续关注。

3.盈利能力有所下滑;资本水平整体充足,但需持续补充以抵御资产质量变化

盈利能力方面,从样本数据来看,近年来辽宁省城商行盈利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利差水平收窄。同业竞争加剧以及持续推进的减费让利政策导致辽宁省城商行贷款利率呈现一定的下行态势。二是信贷资产获利能力削弱。受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规模的增加对辽宁省城商行利息净收入的实现带来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为加大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辽宁省城商行信贷资产及非信贷资产减值损失规模增长,对净利润的实现带来一定冲击。从选取样本数据来看,2020年,个别辽宁省城商行信贷资产和投资资产质量下行,利息净收入转为负值,盈利水平下滑明显,同时资产减值损失规模大幅提升,对净利润的实现带来一定的压力。

资产充足水平方面,近年来,辽宁省城商行通过利润留存、增资扩股以及发行二级资本债券、优先股等手段补充资本,整体资本水平较为充足,但部分城商行资本充足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一方面,受盈利水平下滑的影响,部分城商行资本内生能力有所减弱;另一方面,部分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导致拨备水平不足,对资本造成较大的冲减,资本面临补充压力。

4.同业负债渠道广泛,但近年来同业负债成本有所上升

作为最早一批改革的城商行,辽宁省城商行业务种类较为丰富,同业负债来源广泛。近年来,资本市场对于辽宁省内信用环境持审慎态度,对辽宁省整体城商行流动性产生一定影响。从辽宁省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来看,2018—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持续下降,且占市场同业存单发行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从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来看,样本选取辽宁省城商行一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与一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进行比较,2020年辽宁省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下降的同时,利差明显扩大。2019年,辽宁省城商行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差为0.88个百分点,2020年平均发行利差扩大至2个百分点。如前文所述,在存款业务拓展压力加大的同时,辽宁省城商行同业融入规模有所收缩,且融资成本上升,同业负债业务难度有所上升。

5.关联交易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不同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资本规模相对较小,同时在改制或者成立时出于对资本金的强烈需求,早期多采取引入民营资本的方式扩充资本规模,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民营资本股东持股比例的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合规关联交易等一系列问题。资本的逐利性要求民营资本入股商业银行后需要获得收益,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股金或者现金分红收益;在市场化公司治理制度下,民营股东通过派驻股东董事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通过对风险偏好及业务策略等方面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短期盈利水平,或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分红策略提升股金回报。

此外,关联交易也是民营资本股东参与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商业银行合规经营的风险点之一。近年来,监管机构针对关联交易出台多项监管政策,对于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限额、信息披露等内容进一步加以规范。从实践来看,辽宁省部分城商行虽在年报中披露了认定的关联方,同时亦已披露与关联方之间的存款、贷款以及相应收入支出情况,但存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认定相对宽松、信息披露尚不完全等问题,且在域内工商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其关联贷款质量变化情况值得关注。

三、辽宁省城商行改革举措与展望

面对上述经营困局,辽宁省加速开启城商行改革进程,从整合发展省级城商行提升声誉水平、发行资本补充专项债券助力中小城商行提升资本实力,再到“一行一策”的更有针对性的城商行内部改革,多举措配合的城商行改革思路有助于打破辽宁省城商行发展僵局。

1.区域经济发展的改善预期

辽宁省制定了《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辽宁省将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同时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强化赋能增效,通过数字经济引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辽宁省统计局信息显示,2021年1—9月,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1972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8%;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6%,辽宁省经济发展情况有所恢复。而随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升,域内工商企业经营状况或将得到实质改善,进而带动域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及盈利水平的提升,恢复其内生发展动力。

2.股东结构的整合优化:辽沈银行改革

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拉开了中小银行合规经营监管趋严的大幕。在此背景下,作为域内拥有较多中小城商行的辽宁省亦拉开城商行改革大幕。2021年1月27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称将推进省内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改革工作,并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辽宁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2021年5月21日,银保监会发布同意筹建辽沈银行的批示,辽沈银行于同年6月9日成立;2021年9月29日,银保监会批复同意了辽沈银行吸收合并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并承接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清产核资后的有效资产、全部负债、业务、所有网点和员工。至此,辽沈银行从前期预期合并辽宁省内12中小城商行调整为先期合并吸收辽宁省内2家中小城商行。

从股东结构及治理层面来看,辽沈银行股东结构更为清晰,且股东背景均为国有企业。根据《辽宁银保监局关于核准辽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批复》等相关文件,辽沈银行股本金共计200亿元,其中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金融中心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辽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辽沈银行52.5%、25%、5%、5%、5%、2.5%、2.5%和2.5%的股份,辽阳银行及营口沿海银行原有民营资本股东全部清退。从辽沈银行的经验来看,此次将原辽阳银行及营口沿海银行的民营资本股金的清退反映了辽宁省政府力求建立股权结构洁净、治理结构清晰的省级城商行,从而为未来长期合规经营奠定基础。

3.资本水平的外源性补充:发行中小银行资本补充专项债券

2020年,监管部门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与早期已经成功发行专项债的广东省、广西省、四川省相似,辽宁省亦获得中小银行资本补充专项债券额度。2020年3月,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控”)发起设立新城商行。2021年5月12日,辽宁省财政厅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系列相关文件显示,辽宁省将发行总额为100亿元的专项债券,用于新设的省级城商行资本金出资,并将新设一家城商行,吸收合并两家城商行。2021年5月24日,“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成功发行,债券发行规模100亿元,用途为通过注资辽宁金控投资设立新省级城商行。2021年9月10日,“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二期)”成功发行,债券发行规模96亿元,用途为通过辽宁金控注入辽宁省30家信用合作联社及7家城商行。上述两期专项债券期限均为10年,且第6年开始逐步偿还本金,因此专项债发行文件中披露了相关退出安排。从短期来看,专项债券的成功发行有效助力辽沈银行资本实力提升,这也为其清退前期各家城商行不合规股东提供了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同时辽沈银行依托200亿的股本金规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同业声誉。此外,“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二期)”的成功发行将对辽宁省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资本实力及资产质量提升有所帮助,而作为与其业务合作相对较多的省内城商行亦将获得一定助益。从长期来看,辽宁金控作为第一大股东将持续优化辽沈银行的业务经营及资产表现,从而利用获得的股权分红收入、股权增值及转让收入等资金为专项债安全退出提供保障,并在上述债券存续第6年开始每年通过市场化方式转让辽宁金控所持有辽沈银行股份,为辽沈银行的持续发展引入资金实力更为坚实且合规的股东,助力其持续合规经营。

4.资产质量的硬改善:一行一策的风险化解策略

与早期提出的合并重组12家中小城商行思路不同,2021年3月28日,辽宁省召开全省城商行改革动员暨培训会议,指出要坚持整体设计,分类实施,扎实推进城商行“一行一策”改革。2021年5月,2021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相关信息披露也显示辽宁省级城商行首先仅合并重组2家原有市级城商行。至此,辽宁省城商行改革将转向“一行一策”的风险化解模式。从辽宁省个别城商行公开信息披露中可以发现,部分银行的未来中短期发展规划中涵盖“化解处置不良资产”“做好清收挽损”“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等作为独立法人重要的战略举措,这一方面说明其短期内被辽沈银行合并的可能行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已经将发展重心由“规模”转向“质量”。综合多家辽宁省内城商行可以发现,“一行一策”的改革重点将集中于不良资产清收、合格股东增资及不合格股东清退。特别是在不良资产清收方面,除去传统清收手段外,辽宁省政府亦协调各地市政务资源强化对大债权人违规挪用、违规关联交易、股东违法占款等资金占用进行追回,同时强化城商行积极利用原大股东依法吸收损失、个人股东协商缩股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也体现了改革力度之深。

纵观上述举措可以看到,从辽宁省政府及监管部门到辽宁省内中小城商行,各层级主体均将工作重心聚焦于“改革”二字,在深入剖析经营困局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资本实力、改善同业声誉、夯实资产质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等一系列战略手段推动改革进程,未来辽宁省城商行经营状况或将有所改善,从而实现与区域经济环境的协同发展。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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