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接人,信息和资产

    和百万人一起成长

银行集体涌入AIC赛道,留给AMC的时间不多了?

当股份制银行集体涌入AIC赛道时,市场突然意识到:那个曾被五大AMC和地方AMC主导的“寡头时代”,或许正在被打破。

来源:资产界

作者:木鱼

随着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陆续获准筹建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一场关于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暗战已悄然升级。从1999年五大AMC成立算起,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已走过24年;而从2014年首批地方AMC获批至今,行业也经历了近10年的扩容。然而,当股份制银行集体涌入AIC赛道时,市场突然意识到:那个曾被五大AMC和地方AMC主导的“寡头时代”,或许正在被打破。

一、AMC的诞生与行业垄断的肇始:从“政策工具”到“市场玩家”的身份错位

AMC的出现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特殊产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银行体系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1999年五大行不良率超40%),为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1999年财政部注资成立五大AMC,以“政策性剥离”方式承接银行不良资产。这一阶段的AMC更像是“政策工具”,任务明确但机制僵化:收购资金由央行再贷款和财政担保,处置方式以“打包转让”为主,市场化程度极低。

2008年后,随着五大行完成股改上市,AMC开启商业化转型。一方面,它们开始收购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参与企业重组;另一方面,地方AMC在2012年后批量获批,名义上承担“区域金融风险化解”职能。至此,AMC行业形成了“5+2+N”(5家全国性AMC、2家地方试点AMC、N家未持牌机构)的格局,但垄断本质未变:

1.牌照壁垒:全国性AMC牌照仅5张,地方AMC虽数量多但业务被限制在省内,跨区域处置需额外审批;

2.资源垄断:五大AMC依托早期剥离的政策红利,积累了深厚的银行、法院、地方政府关系网络,掌握70%以上的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定价权;

3.能力短板:多数AMC仍依赖“收购-转卖”的通道+配资模式,主动重组、产业整合等核心能力薄弱,市场化处置效率低下。

这种垄断直接导致了市场的低效率:一方面,银行作为不良资产供给方,被迫接受AMC压低的收购报价(因缺乏其他交易对手);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债务方,因AMC处置手段单一(多通过司法拍卖或再次转让),资产价值难以被充分挖掘及赋能,甚至出现“贱卖优质资产”的现象。监管层曾多次强调“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但行业垄断下的低市场化程度,始终是出清速度不及预期的关键障碍。

二、寡头垄断的代价:消费者福利流失与风险化解低效

AMC行业的垄断性,本质上是“政策保护”与“市场失灵”的叠加结果,其负面影响已从金融体系蔓延至实体经济:

1. 定价权失衡,消费者福利受损

在一级市场(银行向AMC转让不良资产),AMC凭借牌照优势形成“买方垄断”,常以低于资产真实价值的价格收购(例如,2021年某股份制银行批量转让制造业不良包,成交价仅为账面价值的25%,而市场合理估值约40%)。这种“政策红利套利”直接侵蚀了银行和企业的利益——银行不良率化解成本上升,企业债务负担未能真正减轻。

2. 处置能力不足,风险化解低效

AMC的核心职能是“盘活存量资产”,但多数机构仍停留在“讨债-转让”的初级模式。以某地方AMC为例,其2022年处置的不良资产中,75%通过“再次转让”完成,仅15%通过重组或产业整合实现增值。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处置,不仅延长了风险暴露周期,还可能导致资产价值进一步贬损。例如,工业用地因长期闲置导致权属纠纷,厂房设备因缺乏维护加速折旧;商场长期闲置也会造成资产的老化和商业氛围的冷清。

3. 市场分割严重,资源错配加剧

地方AMC的区域限制虽旨在防范风险跨区域传导,但也人为割裂了市场。例如,长三角某新能源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产生不良债权,当地AMC因缺乏产业经验难以处置,而广东某AMC虽有相关产业资源却无法跨区接手,最终只能由五大AMC以低价收购后简单转让,错失了通过产业链整合盘活资产的机会。地方AMC区域限制的监管政策,不利于国内大市场的形成。

三、AIC入场:市场化竞争的“鲶鱼效应”来了?

当AMC行业陷入“垄断低效”的困局时,股份制银行系AIC的崛起正在打破这一格局。2017年《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后,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已率先成立AIC,2023年兴业、浦发、招商等股份制银行跟进,AIC(筹)数量已达8家。与AMC相比,AIC的业务定位和政策支持使其天然具备市场化竞争力:

1. 基因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派”

AIC的核心使命是通过“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重点支持先进制造、绿色产业等国家战略领域。与AMC“被动收包、简单处置”的模式不同,AIC依托母行的产业资源(如工银投资与工商银行的企业客户网络),更擅长“债权+股权”综合金融服务。例如,AIC对一家陷入困境的光伏企业提供债转股后,不仅注入资金,还协调母行供应链金融资源对接下游客户,帮助企业恢复产能,最终股权增值3倍退出。

2. 成本优势:低成本融资的“降维打击”

AIC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同业拆借等方式融资,资金成本显著低于AMC。低成本资金使其在收购不良资产时更具议价空间,尤其在优质企业债转股领域,AIC能以更高价格与企业达成合作,倒逼AMC提升报价合理性。

3. 机制优势:市场化考核的“鲶鱼效应”

AIC作为银行的子公司,考核机制更贴近市场化机构,而部分国有AMC仍受限于国有金融企业的行政化管理,决策链条长、创新动力不足。例如,某AIC为处置某医药公司不良资产,联合产业资本成立医疗产业基金,通过技术改造提升医疗设备价值,打通医药上下游产业链,而同期某地方AMC因内部审批流程冗长和方案老化,错失了最佳处置窗口期。

四、AMC的“生存战”:从垄断到竞争的转型挑战

AIC的入场,本质上是对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试点。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22年银行业不良资产规模达3.8万亿元,而AMC年处置能力仅约2万亿元,市场缺口显著。AIC的加入不仅能填补这一缺口,更将通过竞争倒逼AMC转型:

1.能力升级:AMC需从“通道商+资金商”转型为“资产管理人”,强化产业整合、重组顾问等核心能力;

2.定价优化:市场竞争将推动不良资产定价回归合理区间,减少“贱卖贵买”的套利空间,降低高昂的配资成本;

3.模式创新:ABS、REITs、困境企业重组基金等工具将被更广泛应用,提升资产盘活效率。

当然,AIC并非“万能解药”。其业务聚焦“优质企业债转股”,对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非标债权等复杂资产的处置能力仍有限。未来,AMC与AIC将在差异化竞争中共同构建更健康的不良资产市场:AMC发挥全牌照优势和全周期处置经验,AIC依托母行资源深耕产业端,最终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五、垄断的盛宴终会结束,竞争的春天正在到来

从五大AMC的政策性诞生,到地方AMC的跨区域扩张,再到AIC的市场化入场,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当股份制银行系AIC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协同”的姿态涌入时,留给传统AMC的已不是“是否竞争”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转型”的必答题。唯有打破甲方思维,提升核心能力,AMC才能在这场变革中抓住机遇,真正成为金融风险化解的“清道夫”和实体企业重生的“助推器”。

毕竟,不良资产处置的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市场的活力,永远来自充分竞争。

作者简介:

木鱼,金融学硕士,某地方AMC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历经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信贷、投资银行、资本市场、资产管理等岗位。

业务领域:资产包收购及优先级、夹层配资;不喜内卷,偏好疑难紧急项目;擅长破产重整,上市公司纾困,大商业赋能,水电站盘活等复杂项目。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题图来自 Pexels,基于 CC0 协议

本文由“资产界”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原标题:

【盛会邀请】2024大连·特殊资产管理高峰论坛报名开启(11.15-11.16)

年卡会员

加入特殊资产交流群

好课推荐
热门评论

还没有评论,赶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