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手稿，尤其是近代名人的手稿，其持有人往往并非作者本人或其后代。物权和著作权相分离，是名人手稿的一大显著特征。对名人手稿进行NFT，不但要取得作者的授权，还要取得手稿所有权人的授权，这是名人手稿NFT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化的根源。

不过，在平台对手稿进行所有权审查时，其审查义务相对较轻。从物权上讲，手稿作为动产，委托人持有手稿原件的事实即可令平台产生合理信赖，委托人是手稿的所有权人或合法占有人，除非平台明知或应知手稿是赃物、遗失物或处于其他非法占有状态。

在实务中，名人后代和手稿持有人可能对手稿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但名人后代想要推翻手稿持有人合法占有的状态，需要承担极高的举证责任。

例如，在“茅盾手稿”案（﹝2017﹞苏01民终8048号）中，原告方主张手稿是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持有人不享有所有权，手稿所有权仍应归属茅盾先生的后人。

对此，两审法院均对原告方课以较重的举证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手稿系动产，且无法定物权登记机关，被告实际持有该手稿，在无证据证明被告为非法持有人的情况下，应认定被告系涉案手稿合法所有人。

此外，关于手稿是否为赃物或遗失物，仍需原告举证予以证明。遗失物是指非基于遗失人的意志而暂时丧失占有的物，在该案中，茅盾先生于1958年将手稿原件投稿给《人民文学》杂志社，并非无意间丧失对手稿原件的占有。自1958年起至被告2014年委托拍卖公司拍卖，时隔五十六年，手稿原件在此期间如何流转，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未认定手稿系遗失物。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名人手稿尤其是名人的日记、信札，可能包含大量个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而数字藏品的发售必然包含着对手稿内容进行公开宣传的环节，可能与作者或其权利人的隐私权产生巨大冲突。

例如，在“杨季康申请责令停止拍卖钱钟书书信手稿案”（﹝2014﹞高民终字第1152号）中，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与女儿钱媛教授与信件持有人系朋友关系，三人曾先后向被告寄送私人书信共计百余封。2013年5月，委托拍卖公司公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拍卖公司对上述私人信件公开展览、公之于众。杨绛先生认为，信件持有人和拍卖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其本人和家人隐私权、著作权的侵害，主张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均获得法院支持。

值得说明的是，在本案中，因侵权行为存在紧迫性，如不及时制止，将给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在杨绛先生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责令拍卖公司和信件持有人立即停止公开拍卖、公开展览、公开宣传后，成功取得了法院的行为保全裁定，拍卖公司随即停止了公开拍卖活动。

当然，并非所有的名人手稿均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一般呈现为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状态。如果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的手稿，就公开发表的内容而言，权利人不再享有隐私权。

此外，除隐私权外，名人手稿还可能涉及其他人格权，需要个案加以审查。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与和个人隐私在保护范围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

与隐私权着重保护不为公众知悉、权利人也不愿意公众知悉的信息不同，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信息更加中性。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仍在一定程度上受法律保护，而合法公开的“隐私”无论权利人主观上多么不愿意暴露，客观上也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

由于法律对个人信息并未赋予民事权利的法律地位，仅将其作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加以对待，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人合理、正当地加以利用。因此，从保护强度上看，个人信息不如隐私权，故一般对构成私密信息的个人信息应通过隐私权加以保护。但从实际保护效果上看，个人信息往往强于隐私权保护，可能成为权利人维权的首选路径。

原因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保护路径提供的更加明确的保护规则，便于个人更为快捷、便利地采取行政投诉等方式进行维权，而这往往是隐私权保护制度所不具备的。

名人手稿内容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其NFT的铸造、宣传、发行等行为，无疑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信息处理行为，均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例如，如果平台对手稿中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公开，需要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对平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合规要求。

目前，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多为近现代名人的手稿。由于年代有点久远又没那么久远，因此，存在大量创作者和实物收藏家已经过世，但三代以内的近亲属仍然在世的情形，会引发一系列复杂而有趣的法律问题，给平台合规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笔者在处理平台提出的此类咨询时，往往第一个问题就会确认作者是否已经去世，以及去世的具体时间，以在此基础上对各类风险加以识别。

手稿所有人过世的，手稿属于遗产的范围，在没有遗嘱且存在多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可能发生遗产方面的争议。一般而言，此类争议存在两种情形。

一是手稿所有人委托平台铸造发行NFT后过世。此时，手稿所有人生前委托铸造发行的行为系合法行为，无论对手稿原物如何进行分配，委托铸造人都是基于智能合约上的记载而取得数字藏品销售收益的，应当作为一项单独的财产进行分配，在继承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分得原物的继承人并不当然继承被继承人NFT的全部收益权。

二是手稿所有人过世后，遗产尚未进行分割，部分继承人在未取得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委托铸造发行。此时，由于遗产尚未分配，处于继承人共同共有的状态下，部分继承人擅自委托铸造发行的行为可能被视为对动产作重大用途，其他继承人可能主张合同无效，而非单纯的分配遗产。

根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如手稿构成作品，署名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及财产性权利如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展览权等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过世后50年。

此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7条规定：“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如作者本人已经逝世，但未超过50年的，则作品的发表权优先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对文字内容已经发表，但另行构成美术作品的手稿而言，平台对手稿NFT进行宣传发行的，还需取得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同意。

《民法典》第994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近亲属的范围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

因此，如平台宣传、发售隐私属性较强的书信、日记等手稿NFT时，可能面临手稿创作者三代以内近亲属采取的维权措施，而名人后代则需举证证明其与先辈之间的直系血缘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因继承制度中存在代位继承规则，代位继承人是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或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不一定是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因此，名人后代为继承人的，并不当然有权因名人隐私权问题提出侵权主张。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9条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据此，如平台涉及对手稿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处理，三代以内直系血亲有权要求进行删除，但应存在合法、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