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市银行财报，形势大好。

2021年，59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归母净利润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1%，部分银行更是增幅超过20%。

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低基数的结果。有些银行的盈利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甚至仍处于负增长状态。

诸如在港股上市的天津银行、广州农商银行、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盛京银行，它们在去年的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20%以上，盛京银行甚至降幅达到65%。

哪怕没有疫情影响，部分银行也早就进入了事实上的瓶颈期，乃至下行期——他们的业绩最高点甚至在2019年之前。

那些跌落的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光鲜背后的另一面。

我国4000多家银行，上市银行不过数十家。

按理说，上市银行代表了银行业最优秀的群体，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作为曾经的城商行明星，锦州银行2015年末就登陆了港交所，一时风光无限。不久后，这家银行的乱象就浮出水面，其资产质量问题在2018年爆发，高峰时期为2019年，不良贷款余额376.85亿元，不良率达到7.70%，同时连续两年大幅亏损。

从2019年7月开始，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下，锦州银行先是引入了工商银行、信达资产、长城资产战略入股，之后又引进央行控制的成方汇达与辽宁省国资控制的辽宁金控，累计注资达180.90亿元。

2021年，锦州银行实现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降33.3%，仅为巅峰期的一个零头。2017年，锦州银行净利润一度达到90.90亿元，如今看来，不过镜花水月。

相比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与哈尔滨银行看上去不算太糟，但三家银行的跌落轨迹高度相似，均体现了东北区域性银行所遭遇的困境。

2017年，盛京银行的净利润也一度达到75.74亿元，此后开始下滑，并在2020年急剧萎缩到12.32亿元。去年全年，盛京银行实现净利润4.31亿元，同比下降65.02%。

还有哈尔滨银行，去年该行净利润2.74亿元，同比下降63.24%。而在2017-2019年，这家银行的净利润分别达到52.49亿元、55.49亿元、35.58亿元。

今年4月，哈尔滨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吕天君，以及原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孙飞霞，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上市银行尚且如此，何况绝大部分未上市的呢。

龙江银行，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城商行之一，同样境况不佳。财报显示，去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44.07亿元，同比下降4.15%；净利润7.32亿元，同比下降22.49%。

在资产质量方面，去年末其不良贷款余额为40.0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31%，远高于同业水平，较2020年增加了1.12个百分点。

4月13日，黑龙江银保监局一次公布28张罚单，直指龙江银行内控管理机制不健全、内部问责不到位等19项违法违规事实。监管部门对龙江银行处以罚款1260万元，该行9家分支行及18名相关责任人也被处以罚款。

在此之前，龙江银行高管纷纷“落马”。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

2020年12月，龙江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关喜华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贪污犯罪、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

2021年1月，龙江银行原监事长李久春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罪，被开除党籍。

2022年3月，龙江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辉因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把金融审批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等行为，被开除党籍。

早在2014年9月，龙江银行首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杨进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罪状包括收受贿赂、拥有双重国籍、为亲属提供便利等。张建辉正是他的继任者。

对银行业而言，东北地区的考验无疑是艰巨的。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3%，同期大连、吉林、黑龙江不良贷款率分别是5.95%、2.81%、2.4%。

去年六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全部下降，不过建行、农行、交行和工行的东北地区不良贷款率均在上升，其中建行更是增加0.86个百分点至3.81%。

辽宁保监局未公布不良贷款数据，但披露了去年辖内银行业（不含大连）亏损246亿元。而从上市银行披露的情况来看，交行、光大和民生等银行在东北地区已经连续出现了亏损。

不只是东北。

一边是净利差收窄，一边是坏账压力，这是所有银行都在面临的挑战。一旦遭遇黑天鹅，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将银行拖入泥潭。

以汉口银行为例，去年这家银行实现净利润12.16亿元，同比增长19.26%。不过，该行在2019年的净利润一度达到21.49亿元。

在疫情突袭的2020年，汉口银行计提了29.61亿元的贷款减值准备，较上年增加超过10亿元，其不良率从1.71%上升到2.93%，拨备覆盖率从240.71%下滑到136.52%，拖累净利润被腰斩至10.20亿元。

截至去年末，汉口银行的不良率依然维持在2.87%的高位，拨备覆盖率仅为135.24%，距离2019年巅峰期的面貌，还很遥远。

跌落更明显的是武汉农商行，它一度是全国农商行的尖子生，各项经营指标都排在行业前列。2014年，武汉农商行的监管评级达到2A级，被评为全国农商行“标杆银行”。

与汉口银行一样，武汉农商行在2020年业绩降至谷底，净利润跌破10亿元。2021年，武汉农商行重返增长轨道，全年实现净利润10.47亿元，同比增长10.43%。

遗憾的是，早在十年前它的盈利就超过了10亿元——2011年，武汉农商行盈利11.23亿元，同比增长35.32%。2013年，武汉农商行的净利润首次达到20亿元，并于2014年达到23亿元，此后就一直在24亿元上下徘徊。

这股疲软的势头在2019年全面暴露，当年净利润跌破20亿元。同年9月，银保监会披露了武汉农商行存在的21个违法违规行为，并依法对该行罚没合计937.86万元，同时对14名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从资产质量来看，2018年，武汉农商行的不良率一度达到3.59%。经过连续多年的消化，到2021年末，该行不良率仍然达到2.55%，好在拨备覆盖率回到了191.08%。

值得强调的是，武汉农商行所遭遇的困境，不完全是疫情所带来的。2013年以来，在资产规模倍增的同时，为何这家银行的业绩却原地踏步乃至走向倒退？

这样的增长陷阱，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