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非金融机构“受让不计息”的特殊规则针对金融不良债权与一般不良债权的区别适用问题。该特殊规则为《海南会议纪要》首先确立，但限于国有企业债务人，也体现了防止国资流失的政策初衷，但实务中难免伤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4号】扩大债务人适用范围，确立了受让人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裁判亦不予支持的规则，体现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予以平等保护的原则。我们就此检索到最高法院的相关案例，以供读者参考。

一、案涉不良债权系长城公司（四家金融资管公司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农业银行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满足《海南会议纪要》规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在转让主体及转让时间上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属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适用非金融机构受让人“受让不计息”的特殊规则。

案例一：《南京华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淮安市宏泰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55号】，本院认为，关于淮安宏泰公司是否应支付2006年9月29日之后的利息问题。本案所涉债权系长城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农业银行收购的政策性不良债权，符合《海南会议纪要》第九条“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适用情形；并且，南京华证公司亦未与淮安宏泰公司就借款逾期之后是否收取利息以及利息计算标准进行约定，故淮安宏泰公司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的利息不应支付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不良债权受让日即2006年9月29日之前的利息，淮阴市宏泰贸易总公司已认可至2000年4月30日尚欠利息569880元。自2000年5月1日起，其应按照《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日万分之四逾期利率标准计付逾期利息。但因长城公司南京办事处与南京华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时确认至2005年12月31日尚欠债权利息为332.36万元（56.99万元+275.37万元），并且约定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7.56%的标准计算，该利息金额及标准低于前述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亦未损害淮安宏泰公司的合法利益，本院对此予以尊重。故截止2005年12月31日，本案债权尚欠利息为332.36万元，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9月29日的逾期利息以6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56%的标准计算。南京华证公司超过该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最高法院在《海南会议纪要》及其后针对地方高院个案答复中确立的非金融机构受让人“受让不计息”的债务人范围，根据平等保护的原则，既包括国有企业债务人，也包括非国有企业债务人。故受让人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裁判不予支持。

案例二：《海南宝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诉一案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执监206号】，本院认为，关于2009年3月30日之后应否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问题。本案涉案债权于2004年6月7日在海口中院执行期间由海南交行转让给信达公司，海口中院于2004年11月16日裁定变更信达公司为申请执行人。宝贝公司于2006年7月18日受让该笔债权，海口中院于2006年8月18日裁定变更宝贝公司为申请执行人。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涉案债权属于金融不良债权。《海南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会议认为，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26日下发的（2013）执他字第4号函规定，一、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二、《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给付利息。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的利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应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至《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之日。该函文明确了应当参照《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予以平等保护的原则，还明确了对《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日前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发布日之后不再计算包括迟延履行利息在内的利息。本案中，尽管长江公司系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但因案涉债权系金融不良债权，《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适用本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债权受让于《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的2009年3月30日之前，故宝贝公司关于在2009年3月30日之后直至本案执行终结之日均应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案例三：《河南新乡华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新乡市长远实业集团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申字第108号】，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是否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计算利息的问题。《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2009年9月25日，本院民二庭针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作出《关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会议纪要﹥若干问题的请示之答复》（（2009）民二他字第21号），该答复称，本院于2009年4月3日发布的法发（2009）19号《海南座谈会纪要》所要解决的问题实质是如何解决和化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该答复虽然是本院针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个案答复，但答复中对《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因此，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本案中，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仅以河南华丹为非国有制企业为由驳回其关于适用《海南座谈会纪要》计算利息的请求，不符合《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和目的，应当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