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对于总部位于别国、或具有跨境分支的跨国企业而言，数据出境可能会带来两难困境。以下将主要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下称“GDPR”)及美国《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下称“CLOUD Act”）与我国数据出境的相关规则的冲突出发，结合《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下称“《汽车数安规定》”）回望滴滴面临的数据出境问题，对境内数据出境的两难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从现有规定看，《网络安全法》（下称“《网安法》”）[1]、《数据安全法》（下称“《数安法》”）[2]、《个人信息保护法》（下称“《个保法》”）[3]皆以“地域+行为”的方式确立了境内管辖原则。整体而言，该等法律对于境内管辖的思路基本一致，即只要在我国境内开展了其规定的相应行为，无论是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还是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均受到该等法律法规的规制。

GDPR意在保护属于欧盟公民和居民的数据。因此，GDPR适用于处理涉及欧盟公民和居民数据的组织，无论它们是否是总部位于欧盟的组织。

结合GDPR第3条的规定，以及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于2019年11月发布的2.1版《GDPR适用地域范围指南3/2018（第三条）》的示例，位于中国境内的公司的数据处理活动亦可能受GDPR管辖。[4]

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下称“SOX法案”）到《海外反腐败法》（下称“FCPA”），再到Cloud Act，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长臂管辖”不容忽视。

就CLOUD Act而言，该法案授予了美国执法部门以要求电子通信服务或远程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处于其控制之下的电子数据的权利，不论其数据储存于美国境内还是境外，其适用范围可以延及我国境内。[5]

基于上述分析，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根据我国法律设立且注册于境内的企业，亦可能落入上述GDPR及CLOUD Act的管辖范畴。很可能由此面临重叠管辖的问题，既需满足中国数据相关法律的要求，又要满足GDPR及CLOUD Act的相关规定。

而现实“残酷”之处在于，GDPR在面对其他国家对该条例的承认程度、应对措施和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况都缺少明确的解决途径。[6] CLOUD Act虽提出了复议及礼让原则等作为解决冲突的路径，但符合礼让原则而免于提供数据有两个严苛的要求：

一来须同时满足数据权利人不是美国公民或不居住于美国，且数据披露行为会导致服务提供商面临违反适格外国政府法律的实质性风险。

二来须美国法院作出撤销和变更处罚内容的裁决，而法官需要充分衡量该个案的全部情况，包括美国和要求数据调取的政府实体的利益、外国政府利益、服务提供商如为满足要求可能受到的处罚的可能性、性质以及严重程度、用户或客户与美国关系的性质与程度、服务提供商与美国的关系与程度等多方面因素。

总的来说，复议及礼让原则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极有可能不会适用于中国境内企业。[7]

在重叠管辖的情形之下，企业在遵循我国数据相关法律的同时要满足GDPR的监管需求，有时会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举例来说，如果某总部位于欧洲的零售公司，将其个人客户信息管理（CRM）系统部署于德国，其中国子公司（下称“A公司”）可以登录该系统录入、修改、下载数据，如果A公司发生了涉及CRM系统的个人数据泄露事件，将可能陷入两难境地。

GDPR第3.1条规定，GDPR适用于与数据控制者或数据处理者在欧盟领域内所设机构活动相关的个人数据处理，无论该处理行为是否发生在欧盟领域内。鉴于A公司对于CRM系统的数据处理，很可能被认定为明显有助于使其总部盈利，属于与在欧盟领域内所设机构（欧盟总部）的活动相关，所以境内子公司A公司的处理行为，也是受到GDPR管辖的。

故此，A公司需符合GDPR的合规要求。根据GDPR第33条的相关规定，在发生数据泄露的情况下，A公司应当首先向GDPR有权监管机构进行报告。[8]

在公司作出相应报告后，GDPR的监管机构会进行证据收集、评估。[9]根据GDPR第58条的相关规定，监管机构不仅有权从公司处获得访问个人数据的权限，还可以获得所有其所需要的信息，例如公司相关的经营信息等。[10]

即将生效的《个保法》第四十一条，与业已生效的《数安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几乎如出一辙，区别仅在于《数安法》所针对的是笼统的境内数据，而《个保法》针对的是储存于境内的个人信息。

根据两法规定，非经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

如果以严格的视角来解读，境内主体如要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存在包括中国有关法律，或者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等受理依据；

• 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主动提起提供数据的请求；

• 中国主管机关批准。

若A公司向境外提供数据的行为未能通过中国主管机关批准，A公司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向境外GDPR监管机构提供数据则将违反GDPR相关规定，如果向境外GDPR监管机构提供数据，则将违反《数安法》、《个保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及直接负责人皆有承担责任的风险。

美国执法部门可以依据CLOUD Act的相关规定，要求电子通信服务或远程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处于其控制之下的电子数据的权利。

举例来说，总部位于美国的苹果公司，虽将其境内的iCloud服务交由云上艾珀（贵州）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云上贵州”）运营，但苹果实体（包括APPLE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苹果纳斯达克上市主体及APPLE INC.）“可在云上贵州提供本服务时不时对云上贵州提供协助”。[11]美国执法机关依旧可以根据CLOUD Act的相关规定，要求苹果公司提供储存于我国境内服务器上的数据，可能涉及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手机号码、个人支付信息、个人健康数据等信息。

与GDPR的情景相类似，如果苹果公司向美国执法机关提供了其要求的数据，但未获得我国境内主管机关的同意，将违反《数安法》、《个保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及直接负责人皆有承担责任的风险。

滴滴通过VIE 结构在美国实现上市，亦即上市的开曼主体DiDi Global Inc.与境内实际运营主体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完全分离，通过层层协议控制境内运营主体。[12]其上市主体DiDi Global Inc.作为“发行人”自然落入了美国法的管辖范畴。而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其协议控制的关联公司，会根据U.S. GAAP的对应规则并入DiDi Global Inc.合并财务报表中，亦可能落入美国法的管辖范畴，具有配合调查等义务。

以SOX法案项下，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下称“PCAOB”）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监督、检查为例。根据SOX法案以及2020年12月18日生效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下称“HFCAA”），在美上市的外国证券发行人必须遵守PCAOB的审计标准，需要向PCAOB提供详尽的底稿。而鉴于暂未有执法实例，我们难以确定底稿是否可能穿透到实际运营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底稿涉及的具体文件、材料范围为何。不排除美国可以通过SOX法案的相关规定，要求调取滴滴的诸多数据。

目前我国对于中概股底稿出境问题态度十分鲜明，自2001年美国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来，中国便一直积极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谈判，且曾于2013年与就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达成共识，PCAOB不得对中概股做常规型检查，而由中方进行，且底稿不得出境。2019年中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中亦再次体现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再次强调了审计底稿不得出境的原则。

滴滴在其隐私政策中提及其收集的信息包括驾驶员的其姓名、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面部识别特征、车辆品牌、型号、颜色、车牌号、驾驶证、行驶证、车辆监督卡信息、银行卡信息等。[13]

2021年8月16日发布的《汽车数安规定》作为首个在行业应用场景中具体细化的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明确了人脸信息、车牌信息等的车外视频、图像数据、涉及个人信息主体超过10万人的个人信息等数据属于重要数据。[14]

根据《网安法》第三十七条[15]、《汽车数安规定》第十一条[16]的相关规定，重要数据应当依法在境内存储；结合《个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境外的司法或者执法机构要求提供存储于我国境内的个人信息的，非经我国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提供，除非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另有规定。鉴于我国暂未与美国有此等条约、协定，未经批准，滴滴应当不得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相应个人信息。

在管辖权重叠导致诸多企业面临数据出境两难困境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提示的是，如果违反境内数据出境相关规则，可能会面临如下责任：

由上表可见，《网安法》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违法向境外提供网络数据的责任承担情况作出了规定；《数安法》第三十六条则规定“境内的组织、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如有违反，根据所造成的的后果严重程度，承担对应的责任。

而《个保法》则规定的较为笼统，没有具体规定未经许可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个人信息的对应责任。但规定了公司承担的责任最高可至五千万元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款、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且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需切身承担责任罚款、且可能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担任相关企业的董监高及个保负责人。

在制度设计层面，欧盟总体而言是鼓励数据的跨境流动的。因而，GDPR为了规范欧盟公民和居民的数据从欧盟向欧盟外国家和地区流动设立了相应的规则。具体可见如下规则总结图：

在现阶段，除了向经充分性认定后的白名单国家传输数据比较切实可行，还有就是约束性企业规则（下称“BCR”）的运用，亦即在欧盟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内部机构之间数据传输和保护的约束性企业规则。但如上图所示，BCR应用前提为经监管机关的严格审批程序后获批，目前仅有一百多家跨国公司取得了该等批准。

而GDPR其他向外传输数据规则难以落地，将来即使可以进一步落实，在执行方面也将面临管辖权重叠带来的冲突问题。其症结，如开篇所言，在于全球数据的跨境流动统一规则尚未形成。对于任何一个数据主体，输出数据的活动，首先需要适用输出国的法律。但只要输入国在对该活动的管辖中具有“长臂管辖权”，则该数据主体就要面临管辖权重叠而带来的冲突，进而可能引发企业合规冲突。

1. 关于数据出境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管控，并非一概不得出境：

•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所收集个人信息及重要数据应当存储在境内，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

• 其他主体所收集的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亦会受到管制；

• 达量的主体收集的个人信息，应当将在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且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17]未达量的主体收集的个人信息，虽不以存储在境内为原则，但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同时符合《个保法》有关“告知与单独同意”、“ 评估记录与监督”及满足该法第三十八条的四项要求之一。[18]

而未落入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维度的数据，仍可正常出境，并不受到特殊限制（政务数据与公共数据暂不讨论）[19]。对于重要数据及个人信息的辨析、认定和评估，从现在到将来，都将是数据出境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 《个保法》第三十八条的四项要求与GDPR所规定的跨境传输框架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为企业数据跨境合规（尤其是个人数据跨境）带来启发：

就跨境传输框架而言，《个保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了经专业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后，个人信息即可出境。GDPR中亦有与之相似的“认证机制”的规定；第三项根据网信部门制定的标准合同与境外接收方订立合同则与GDPR中“标准数据保护条款”的立法设计相似，均通过不可更改的标准合同的方式将法律规则内化到合同中。

GDPR自2018年公布以来，仍未有其批准的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欧盟委员会还在持续不断发布新的决定、对于标准合同文本进行更新。鉴于中国的《个保法》刚出台不久，对应的评估、认证操作细则及标准合同文本的出台，仍需要一定时间，一系列规范及文本应该会逐步落地。

企业应谨记，以上相似性主要源于同一目的—使企业在数据传输活动中切实履行法定义务，以保证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的安全性。由此，在具体规则尚未出台前，亦可以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以应对政策实际落地的挑战。

《个保法》第二十条调整的是数据共同决定者及数据共同处理者与个人信息的权利主体之间的规定。该条明确了：1）如果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者共同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情形，无论内部约定如何，其对外都需承担配合权利主体要求行使《个保法》规定的权利；2）如果属于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题需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与第三方合作，无法当然成为“挡责金牌”。

数据出境困境的解决，离不开与境外各国监管机构的长时间沟通协调，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中概股底稿出境问题的“冲突”，有待双方长时间的博弈以期达成合作共识。

诚然，想要在国际社会针对数据流通建立统一规则并非易事。在数据流通方面，各个国家的利益及政策并不相同。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的建立，必得是经过各方博弈后达到的某种衡平。

更深尚有通樵处，或是秦人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