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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邀请常修泽教授、王小鲁教授讲解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举办第二十一期“双周论坛”线上会议。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应邀出席论坛。

作者:民银智库

来源:民银智库(ID:msyhzk)

4月29日(周三)上午,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举办第二十一期“双周论坛”线上会议。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分别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为题授课,就要素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简明深入的讲解,并回答了有关问题(详见附件)。2019年获得首届“莫干山中青优秀研究团队奖”的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全体员工,以及中国民生银行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出席论坛。

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主持会议并指出:近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在此背景下,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应全国工商联委托,启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研究》课题研究。为更好地推进该项课题,研究院举办第二十一期双周论坛,特邀请两位专家学者为课题研究传道解惑、启迪思维。

王小鲁教授指出,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长期课题。自1997年开始研究,2000年发布第一个报告,迄今已发布8个报告。报告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旨在跟踪市场化改革的进展,鼓励进步,指出不足,推进各地市场化改革。

王小鲁教授从研究的基本方法、市场化体系的构造、指数的合成方法、分省份市场化进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关于指数体系搭建的基本方法,王教授提出,该指数着眼于比较各省份市场化的相对进程,同时对各地沿时间变化发生的进步和退步进行评价,主要采用国家统计局和相关部门数据与企业调研,规避了主观评判对分值的影响。市场化指数体系的构造由总指数、5个方面指数、18个基础指数构成。5个方面指数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王教授分别就5个方面指数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进而介绍了市场化指数和跨年度数据的计算方法以及指数合成的运用规则。

王教授以2008-2016年指数情况为例,对我国这一时期市场化情况进行分析。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升,2008-2014年增速较快,2014年后趋缓;区间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下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指数上升。

综合2008-2016年指数量化分析情况,王教授提出如下四点结论:

一是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进展较快。中部地区改善明显。西部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展较慢。

二是分方面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

三是要素市场的发育进步明显,但仍是短板。

四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有明显退步,未来需要着力改善。特别需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

常修泽教授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开放倒逼下的中国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局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需践行“双突破论”,即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个“突破点”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结合《意见》,常教授提出,应打破思想束缚,发挥研究人员的专业研判能力,“研究”而非“解读”政策,客观辩证地开展要素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就要素市场化命题,常教授重点提出六点意见:

一是重新定义技术要素维度,应细化为知识与技术两个并列的命题。知识市场和技术市场并非同一概念。但在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化起步期,日常运用存在交叉,初步可以合在一个概念下讨论。远期看,仍应细化为两类要素,形成两个要素市场加以完善。

二是设立“六大要素市场”,增加“管理要素”维度。目前《意见》定义的五个要素中未涉及管理要素,存在漏洞。企业家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家的特质、内涵需要作出新的界定。目前,国内“错把经理当官员”官僚思想严重,亟需从国家层面推动企业家要素市场化,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培养“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三合一的企业家特质。通过提高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尊重度,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创新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建立社会容错和企业家自我纠错“双机制”等方略,稳定企业家社会预期,促进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

三是将劳动力要素置于市场要素之首。重新审视《意见》关于要素的排序。劳动力是各要素中最具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的要素,牵动了其他各要素的优化配置,应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加以开发。应将积分落户的政策仅限定于1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其他城市全面放开落户政策,促进人口流动与优化配置,打破现有政策束缚。

四是在明晰产权方面,变“赋予”产权为“承认”产权。摈弃官本位下根深蒂固的“恩赐”观点,给予企业家应有的社会尊重,客观界定其应有产权。

五是倡导数据要素市场化实行“双轨制”。其中,公共性官方数据资源作为公共性服务实行免费共享模式,而社会端、企业端数据资源应采用付费共享模式。

六是着力开展要素价格改革。1984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商品与服务价格改革,对推进市场化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新时期,应研究全面推进要素市场化价格改革,释放更为积极的要素活力。

黄剑辉院长对常教授、王教授的精彩讲解表示感谢。黄剑辉院长指出,两位教授的讲解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分省份市场化指数的构建分析和对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体现了高质量、高水平,对研究院的课题研究非常富有启发,诚邀两位教授作为课题的专家顾问,在研究过程中给予指导。

常教授、王教授欣然应允担任课题顾问,并应询就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与初衷、要素市场化的衡量方法、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讲解,与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全体员工、中国民生银行在站博士后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附:与会人员请教提问,及常修泽教授、王小鲁教授解答要点

(一)中央为何在当前时点推出要素市场化改革?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常修泽教授:首先,这是中央的既定安排。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其次,在当前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些临时性的管控措施,有“战时经济”的感觉,一些人借机呼吁计划经济回归。中央觉察到这种苗头,随即专门发布文件,传达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愿与声音

(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标体系衡量的是整体的市场化程度,如果要度量各个省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是否有现成的指标框架体系?

王小鲁教授:市场化指标体系涵盖了全国、各省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各省要素市场化程度主要从金融业、人力资源供应和技术等角度度量,如果民生银行研究院能够把土地和数据要素加入进来的话,会使这个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

(三)土地要素衡量,可否使用“各省土拍收入占当地房地产企业收入比重”,或者“土拍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

王小鲁教授:个人感觉不太合适,因为土地拍卖基本完全被政府垄断,不存在市场化的“一级市场”。

常修泽教授:可以考虑用土地盘活率、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率、控制宅基地市场化程度等指标代替。

(四)数据要素衡量,可否使用类似“规模以上数据信息企业营业收入”来衡量?

王小鲁教授:我觉得可以,当然这只是数据要素衡量的一个部分,未来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其他指标。

(五)信息是不是一种要素?如何看待信息要素、数据要素、知识要素的区别与关系?

常修泽教授:其实最开始我们有一种提法就是“信息要素”,不过后来改为了“数据要素”。事实上数据要素比信息要素更为具体,建议还是采用数据要素的提法。

(六)对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有何建议?数据的产权如何界定与保护?比如涉及到老百姓的数据归谁所有?谁有权使用?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不同,如劳动要素归劳动力所有,劳动力本身拥有相关权利。而数据要素相对比较复杂,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常修泽教授:要准确界定数据要素的内涵、数据要素存在的问题,目前部分政府官方数据尚不够透明,民间数据尚不全面,要根据数据的不同性质,分类确权。关于确权问题,目前有数据脱敏技术,可深入挖掘数据,部分数据的挖掘者可拥有产权。未来,数据有可能双轨运作。

(七)资本要素市场改革方面,中央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方面,在此之外,两位教授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和切入点?

常修泽教授:每类要素都有产权,都需要上市流转,因此需要建立产权流转市场。目前全国有200多个交易市场,省级和副省级有40多个,将来这些产权市场放到哪个地方值得思考。我认为可以归到非标的资本市场,未来的六大要素市场都可以与此建立联系,资本要素市场的作用可以大大发挥。

(八)在资本要素改革方面,《意见》中诸如“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等要求,在具体政策落实中是否可能出现一些与市场化改革相悖的情况?

王小鲁教授:除政策内容外,政策如何得到落实同样很重要。由于政策落实需要靠政府推动,在以往的改革中确实出现过执行层面上演化为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的情况。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其推进过程中就存在政府较多干预的问题。因此,在此次要素市场化改革中,需要格外注意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环节,以防出现政府较多干预从而背离市场化改革初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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