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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们的淘金岁月

短时间内,像桥头这样的专业市场在温州崛起10个,有的专营五金电器,有的卖纺织品、编织袋。

作者:内幕君

来源:地产风声(ID:fangshi488)

历史先选择了一部分人。

01

1978年的温州解放北路,就像藩篱外的小世界。

不少人在家门口偷偷摆地摊,“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随时会来没收东西。

姓“资”还是姓“社”?大地被浓雾笼罩着。

19岁的章华妹出摊,主要卖纽扣、手表、表带。小生意还不错,每天都能账好几块钱。

后来政策有所松动,地方政府见势决定颁发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这在国内还没有先例。

温州市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的人,只好自己设计样本,然后印发。章华妹拿到了编号10101的执照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个“个体户”。

温州人率先拨开了迷雾。

尽管后来出现“八大王事件”,也没有阻挡私营经济在温州星火燎原,按不住一座城市万众创业的野望。

永嘉一对弹棉花的兄弟从外地捡回不少次品纽扣,拿到镇上卖,没想到瞬时兜售一空,两人顺势做起纽扣买卖。

别人见了也跟着搞,永嘉桥头的摊子越摆越长。

直到1983年,形成了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专业市场,聚起近300个摊位。每天都有纽扣从外面运往桥头,再从桥头运往全国,供销大军穿梭如织。

短时间内,像桥头这样的专业市场在温州崛起10个,有的专营五金电器,有的卖纺织品、编织袋。

专业市场将销路打开后,一些头脑灵光的温州人开始自产,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的一则长篇报道写到: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这种形式让经济界大为震撼,费孝通称它为“温州模式”。

活跃的私营经济,让一批温州人先富起来。首个合法个体户章华妹,在1986年成了众多“万元户”里的一个。

大家骑着“二八大杠”,温州的菲亚特出租车已经满地跑。

02

1988年1月13日晚上,蛇口招商局大厦九楼一间会议室里,来了当代中国四大演讲家里的三个:曲啸、李燕杰、彭清一。

这次,他们以中国青年教育专家的身份,到深圳和蛇口年轻人谈价值观。

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来淘金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跟时间与效率赛跑:到了蛇口的年轻人,上班赚钱;到罗湖和盐田的一些年轻人,当“倒爷”赚钱。

1983年初到深圳的王石,就有过一段倒卖玉米赚了300万的岁月。

交谈会上曲啸严肃地表示:

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专家们认为,许多个体户把收入大部分献给国家,做公益,精神与做法都值得提倡。

观点遭到在场年轻人反对,一位青年代表说得很直接:

3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没有市场。

年轻人认为,“淘金者”来蛇口为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力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也没什么不好。

激辩过后,李燕杰任所长的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向上提交一份材料,直指蛇口一些青年存在错误言论。

蛰伏了19天,蛇口方面才隔空回应,在报纸上刊发这样一篇文章:

《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

一场小范围会议,最终掀起全国对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撰写之前,袁庚秘书给报社编辑部去电,传达了袁老的意思:

我站在年轻人那一边。

03

两个率先冲破藩篱的地方,后来开辟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个挤出去,一个吸进来。

老北京人都知道,30年前丰台南苑乡有个“浙江村”,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温州村”。

当时本地农民只有1.4万人,外来人员有11万,其中95%是温州来的。

街巷里,服装、五金电器、小商品、发廊等摊位和店铺盘根交错。想买皮夹克了,就到“浙江村”的街头走一走。

不是在家办厂,就是在外做老板,哪里有赚钱的机会,温州人就走到哪里。“浙江村”只是一个缩影。

而深圳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附各个阶层的掘金梦。

1990年,深圳股市突然燥热起来,闻风而来的全国“股民”,在证券公司门口挤成沙丁鱼。

那是一场买到就是赚到的财富盛宴。

当时深圳还只有包括深发展、万科在内的5只股票在售。年初到10月,深发展股价涨近30倍。

有人在码头的黑市股票摊买入,在车站卖出,一个来回就赚到了巨额差价。

火热到短短一个月内,有关部门修改了3回涨停板制度,想要抑制人心和金钱的躁动:

先是每天限制涨停10%,后来改成5%,最后干脆杀到1%。

就是这样,依然天天封停。

没办法了,干脆开征印花税、入息税,严禁一些干部参与买卖股票。

然而,在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没人会轻易收手。

1992年8月9日,深圳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表”,每人凭身份证可以购表一张。

300个发售点被120万股民挤爆。炎热的夏天,人贴着人、肉挤着肉,后面的用紧紧抱住前面的,不给别人留一丝加塞的缝隙。

绝大多数人提前三天来排队。

有个广州股民带着100张身份证提前一天赶到,转遍了所有发售点,根本挤不进队伍,最后坐在其中一个发售点对面的医院台阶上,看着人群发呆。

《蛇口消息报》刊登过一组抢购照片:一个被“清理”出队的股民抓着汗水浸透的钱和身份证,绝望地看向镜头。

报道说,这位江西来的股民喊了一句:

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

多年以后,这两个敢为人先的城市,在楼市里交汇了。

04

2001年8月18日,《温州晚报》组织157个温州人到上海看房,成交5000万。那一天开始,“温州炒房团”五个字,成了白鹿衔花之城抹不去的标签。

先富起来的温州人,不断寻找能安放金子的仓库。

把自个城市的房价拱上“全国第一”后,他们北到哈尔滨,南下三亚,西至伊犁,东涉深厦沪杭……

扛着蛇皮袋装的钱,温州富人梦回80年代,像当年的供销大军走遍千山万水。

2005年,时任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的谢家瑾对媒体说,一季度上海成交单价超1万元的新房,外省居民购买占43%,其中温州人买走7成。

说起北京楼市,她直言:

大家都知道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在北京能量也比较大。

当年长安街东侧的赛特购物中心,经常有温州太太团和山西煤老板买白菜一样买奢侈品的身影。

2008年楼市遇冷,炒房客清仓甩货,接了不少“单子”的七彩尾房超市透露,委托他们卖房的,主力是温州人和山西人。

“少的七八套,多的几十套。”

最多的一位,囤了400多套房子,专门成立公司,雇人打理房产。

谢家瑾指出,一些煤老板在北京投资炒房,既有投资,又有投机。有媒体直接以《京城有“山西炒房团”》为题报道。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边鸣涛后来在公开场合表态:北京不存在山西炒房团。

有还是没有?潘石屹是知道答案的。

他曾经稳稳地拿捏住了山西煤老板的投资命脉。

每次有货要出,潘石屹就会带上销售团队去山西,有时候干脆在太原搞售楼处。他们和煤老板们吃饭唠嗑,送上SOHO项目楼书,捎带着老潘出过的书和电影。

大家聊的最多的,是老潘的创业经验。

一来二去,潘石屹成了煤老板们的偶像,想和老潘吃饭的门槛日渐拔高:最开始,买够5000万的客户可以约到潘菲特午餐,到后面得过亿。

SOHO中国曾在2006年时透露:山西客户近两年购买金额占到SOHO中国总销4成。

SOHO中国旗下一项目,单笔购房金额超过10亿的有十多个。

对比之下,温州团重在快进快出,山西团更讲究长期主义。临汾煤老板杨三俊以儿子名义,在北京东城区买下109套房,2006年买入,8年后才拿出其中99套躺着卖:

买进时每平一万一,卖出时五万多。

山西人进京,最喜欢买三环内,离天安门越近越好。让煤老板去买望京,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在山西天天望北京,来了北京还要望京?

05

而过去20年的深圳楼市,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明明可以买房致富,却要装x创业。

明明是你,是我,也可能是他。

谢家瑾发声的2005年,深圳新建住宅均价在7千元左右,2007年涨到1.3万元。

房价野马脱缰,让人赤脚难追。

一名叫邹涛的市民2006年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行动”,号召没买房的人参与进来,三年不买房,他说:

要让房子烂在炒房人手中。

就跟当年炒股一样,深圳炒房也成了全民参与的掘金游戏。青铜有青铜的玩法,王者有王者的套路。

高段位的联合坐庄控盘,专挑些总房源在两三百套的二手房小区,一有业主出售就合伙接盘,直到形成房源垄断掌握定价权。必要时戏份做足,成员们互相高价买卖几套,结合中介推波助澜,市场分分钟热闹起来。

南山一小区2009年底均价7千左右每平,庄家控盘半年后逐步抛售,一年多点的时间,价格上到1.6万元。

邹涛发起号召的10几天时间内,超过1.6万人响应。但没两年他就倒戈了,还组建了万人购房团,说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起来。

又过两年,他在博客上为当年的号召道歉,表示“我们唯有顺势而为”,还劝大家:

要在大部分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06

如果邹涛们那时多买几套房,现在应该会特别感谢当初贪婪的自己。

2017年央视财经报道深圳炒房客,标题是这样写的:

100万变成5000万只用了两年!但如今,他们如坐针毡……

把时间维度拉长点看,话还是说早了,后半句放到当下更应景一些。

十年来,深圳房价把天花板一捅再捅,抬高四五倍。2020年底,还没被“指导”的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直逼9万大关。业主抱团涨价、众筹炒房、全民打新……

大家在深圳明白另一个道理:

来了不一定是深圳人。

就跟当年排队两天两夜出局了的江西股民一样,在深圳掘金,你的对手太多太多了。

历史无意,但确实先选择了一部分人。

中国加入WTO之后,原煤出口的道闸拉开,同时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炭价格一路疯涨,“煤飞色舞”中造就了无数暴富的神话。

山西柳林首富邢利斌嫁女儿,那一场花费了7000万的婚礼,充分展示了煤老板的万丈壕情。

电煤指导价取消那年,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当地最大的煤矿的全部股权。按照可开采储量14021.2万吨计算,这次接盘,邢利斌付出的代价是:

每吨0.57元。

跟一斤白菜的价格差不多。

山西人宁浩和贾樟柯都开过玩笑说,如果不当电影人,可能就成了煤老板。不过,山西煤老板也不都是山西人,少说也有三成福州福清人和温州平阳人。

在煤矿里滚雪球的资本,除了炒房,一度也热衷投资电影。投电影时,煤老板的要求很简单:

拍什么内容不干预,能让我女朋友当主角就行。

编剧汪海林2018年大发感慨,说经历过地产商、互联网企业投资人,最让他怀念的是煤老板:

除了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他们特别尊重专业。

舞榭歌台,风流轮转。

下一个四十年,历史又会选中谁呢?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题图来自 Pexels,基于 CC0 协议

本文由“地产风声”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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