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新闻联播》在报道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时提到——区域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联动，交通的高速互通让人流、物流、信息流愈发紧密。然而，资本的流动却并未完全享受到这份顺畅。对于特殊资产投资者而言，跨区域处置仍像是一场穿越不同司法气候带的旅程——一路畅通的高速铁路之下，是资产处置在不同省份、不同法院之间的“隐形堵点”。

许多从业者对这种割裂的司法环境深有体会。比如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位于东北某市的一批不良资产包，本以为当地经济复苏、债务方经营回暖，回收指日可待。可真正进入司法处置环节时，却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暗流”：法院审理周期异常漫长，执行力度有限，当地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让外来机构屡屡“碰壁”。即便是已经取得胜诉判决，执行环节也常常陷入“找不到财产”“无法协调”的泥沼。

这种“跨省障碍”并非个案。全国范围内，特殊资产投资机构在不同地区处置资产时，面临的法律解释不一致、地方性政策保护色彩浓厚等问题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地方财政承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法院出于“稳就业、稳投资”的考虑，倾向于延缓企业破产、执行拍卖等进程，从而使得外来债权人的处置成本显著提高。对于以资产重组、债务接盘为主要策略的AMC、私募基金而言，这种地方化的“软阻力”，比债务本身的风险更棘手。

更复杂的是，部分地区的司法环境存在“人情化干预”的影子。当地政府出于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避免国企资产流失等目的，对外来投资机构的诉讼往往“重审理、轻执行”；而资产处置所需的抵押登记、评估备案、工商变更等行政环节，也可能因地区部门协同不畅而陷入反复推诿。这意味着，即便制度层面已有《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等框架支撑，实操中仍存在“执行断层”——纸面上统一，现实中割裂。

这样的环境，让不少投资人感叹：跨区域的不良资产处置，已经不只是金融问题，更是“司法协同能力”的试金石。高速铁路能连起城市之间的距离，却暂时还连不起法律执行的效率差。这背后的深层矛盾，是地方治理逻辑与全国资本流动逻辑的错位：前者强调稳本地、保存量，后者追求效率与市场化。两种逻辑在司法环节交汇时，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在这个背景下，特殊资产行业开始意识到，“制度红利”与“司法壁垒”往往并存，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不只是资产质量，而是能否顺利穿越制度的迷宫。

平安银行在2025年初推介的那笔总规模约200亿元的跨区域特殊资产包，正是这一现实的缩影。资产包覆盖了华东、华北、西南等多个省份，类型包括企业抵押贷款、个人经营贷和部分商业地产项目。从纸面上看，这是一笔“结构健康、抵押物优质”的资产组合，但真正进入清收和处置阶段后，问题的复杂度却成倍放大。

在华东某省，法院系统执行效率较高，从立案到首次拍卖仅用了不到四个月，抵押物评估与竞买信息披露都实现了数字化同步。而到了西南某地，同样的抵押房产却被“冻结”在法院的行政环节中，解封流程层层审批，地方不动产登记中心以“系统升级”“需上报协调”为由，一再拖延。投资机构派驻的法务代表甚至需要频繁往返当地，与法院、评估机构、银行三方协调，只为拿到一纸资产处置许可。整个过程，从立案到第一次流拍，耗时接近一年半。

这种差异的背后，不仅仅是地方行政效率的问题，更是司法执行体系的不对称。各地法院在处置抵押物、债权确认、破产重整等程序上拥有相对独立的解释空间。例如，有的法院坚持要求抵押人、担保人同步到庭确认，而另一些法院则可依据书面材料直接执行；有的地区支持在线竞拍、信用证托管，有的则依旧采用线下拍卖和纸质公示。这种“执行尺度”的分化，让资产投资机构在全国层面的处置成本被无限放大——信息不对称、流程不统一、时间不可控。

平安银行的一位资产管理高管曾在内部会议上坦言，这笔200亿资产包在立项阶段原本预估的平均回收周期为12个月，而实际操作中，部分项目甚至超过了30个月仍未完全解封。这种周期拉长不仅影响资金回笼，也削弱了市场对不良资产投资的信心。更关键的是，地方间司法执行差异让资产的定价逻辑被撕裂——同一类型抵押物，在不同省份可能产生两倍以上的回收周期差距，这让跨区域资产估值几乎失去了可比性。

在这种背景下，业内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特殊资产交易与处置平台，让债权确认、抵押评估、竞拍公示、司法执行等环节能够实现数据直连。这样的平台如果能与最高法的“执行信息公开网”、央行征信系统和地方不动产登记系统打通，将极大提升资产流转效率。同时，也有专家提出，应推动设立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对重大资产处置案件实行统一指令调度，减少地方法院的“自由裁量区间”，让执行逻辑更具透明度与一致性。

更进一步的构想，是让特殊资产的处置数据纳入央行征信体系，形成“司法执行信用画像”。这样一来，无论是AMC、银行还是私募基金，都能以更客观的数据基础评估一个地区的司法执行风险，从而在资产定价中纳入“司法溢价”或“执行贴水”的概念，实现真正的市场化风险定价。

从根本上说，跨区域处置难的症结，不只是法律条文的不统一，而是“制度执行的碎片化”。交通可以通过高铁连线，资本却需要靠制度协同来通行。只有当司法体系像铁路网那样被系统性贯通，特殊资产的价值流动才能真正突破地理与行政的边界。

破解特殊资产跨区域处置难题，表面看是一场司法流程优化的技术命题，实则是一次系统性治理的考验。资本想要跨省流动，必须依赖一套稳定、可预测、无地域壁垒的司法环境；而现实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干扰，恰恰是这套机制的隐形锁链。要真正解开它，关键不在于推出更多的制度条文，而在于如何让制度能落地、让规则能被各地法院以相同的逻辑执行。

在业内的讨论中，一个越来越被认同的方向，是通过“央地双轨”的协同机制来破局。一方面，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全国性的“特殊资产处置协调平台”，形成标准化流程，从立案登记到处置执行，每一步都实现数据留痕与节点可追溯。这样一来，任何地区法院的执行效率、拍卖结果、抵押物流转周期，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透明可查。对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可视化的对比将形成一种倒逼效应，让执行慢、效率低的地区难以再以“程序复杂”为借口。

另一方面，地方司法部门也需要被纳入更具激励约束的机制中。例如，可以设立“跨区域案件协同考核”制度，将法院在异地资产处置中的办案周期、结案率、拍卖成交率等指标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并与财政拨款或法官晋升挂钩。制度的力量，只有在利益绑定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转化为执行动力。正如一位不良资产基金的负责人所言：“只有当地方法院的效率能影响自己的预算，制度才会开始自动运转。”

除了司法协作，更深层的突破还在于技术与市场的联动。数字化的“全国特殊资产交易平台”已成为业界共识，它不应只是一个挂拍系统，而应当是一个打通司法、金融与资产管理三方数据的生态底座。想象一下，当AMC在平台上传一个债权包时，系统可以自动抓取该资产涉及的法院执行状态、不动产登记情况、担保人征信信息，并生成标准化估值报告。这不仅能压缩信息流转成本，也让投资机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比价，真正实现资产的流动性重估。

而要让平台真正运转起来，还需要“数据背书”的第三方力量。中国资产管理协会、银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可以参与建立“司法执行信用指数”，以公开透明的数据反映各地执行体系的信用表现。这个指数的存在，将成为投资人和金融机构定价的重要依据，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改进的量化参考。

当然，跨区域处置的“最后一公里”仍然是人的问题。要让法官敢于依法裁决、敢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无形约束，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制度性安全感。未来，或许可以探索设立跨省“巡回法庭”或“集中执行中心”，由中央司法机关派驻人员统一办理重大资产案件，削弱地方利益结构的干扰。这样的机制，既能保证案件执行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也能树立司法公信力，让市场相信法律的确定性。

特殊资产的价值，从来不只取决于标的本身，而在于制度的流动性。当司法边界被打通，执行逻辑被统一，地方保护不再成为“隐性风险”，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才能真正从“政策套利”时代走向“法治效率”时代。那时，资产的价格波动才会回归理性，资本的跨省流动才会具备可预期的秩序。这，或许才是中国特殊资产投资市场真正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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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殊资产投资“跨区域处置难”：司法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如何破局？

跨区域处置司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