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镭射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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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消费金融行业承压显著。受监管政策深化和平台风险事件影响，行业正经历一场规模缩表、资金收紧、风险严控的周期调整。

当信贷机构的风险偏好陡然收缩，贷款投放节奏必然也会改变，对部分长尾客群而言则意味着贷款获取难度增加。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在第三方平台上对贷款平台抽贷、停贷不满的借款人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狭义消费信贷的主要产品是短期小额信贷产品，目标客群除了职场人士、学历人群，还涉及农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以及学历相对较低、收入稳定性相对较差的大众群体。

这类客群身上具有明显的“三低一高”特征（收入稳定性低、抗风险能力低、金融基础素养低、信用风险高），往往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取信贷服务，其消费信贷需求主要由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小贷公司、民营银行等主体满足。

从实际需求来看，小额消费信贷的单笔借款金额集中在上千元至数万元不等，低者可能为数百元，而这些小额借款背后关乎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应急周转，比如房屋租金、吃饭花销、家庭开支等。

如果上述小额信贷需求无法再被有效满足，那么大众客群的流动性缓冲就可能失去支撑，为了寻求周转资金，借款人只能转向其他借款渠道，甚至是非正规地下融资渠道。此外，部分借款人多方借钱无果后，还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极端。

至此，合理消费信贷的隐性价值应该被看到。以往，谈论消费信贷的价值时主要聚焦其经济效益，尤其是消费金融服务业态经历了商业银行信用卡、持牌消金公司、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多轮迭代，产品供给愈发丰富，科技支撑愈加强大，数智服务愈发便利，为促消费带来更大活力和更好保障。

近两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把扩大内需放在工作任务的第一条，特别是把“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摆在突出的位置。扩内需促消费离不开消费信贷的助力，在促进消费过程中，消费金融直接面向消费者提供基于消费需求的金融服务，在支持消费层面扮演了更为关键、更为直接的角色。

实际上，消费信贷不仅是普惠金融、金融促消费的载体，而且还连接着消费者的日常周转需求和资金应急场景，在社会治理层面扮演重要角色，在保障社会安全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

正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奚锡灿所言，金融也是社会保障的一种重要方式，失业等风险通常由政府以强制参保的方式提供保障，跨期调剂则是金融的领域：一个未来有收入的人，当前出现资金缺口，通过借贷把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今天使用。

近期，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发布了《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样揭示了消费信贷的社会价值。该报告通过解析114万份刑事判决书与数十万条行政处罚记录，深入讨论为普通人提供合法流动性缓冲的消费信贷，消费信贷的普及也在悄悄降低社会的犯罪风险。

根据报告分析，侵犯财产类犯罪是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最广泛、最持久的犯罪类型之一。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居民财物被偷的概率下降约0.86个百分点；合理的消费信贷能够发挥类似“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在家庭和个体突发经济冲击转化为犯罪行为之前发挥缓冲作用。

上述研究论断并非没有根据。从侵犯财产类犯罪的群体画像来看，报告数据显示，盗窃被告人中约八成为无业者或农民，8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学历，首次犯罪年龄峰值仅19岁，盗窃案人均涉案金额的中位数不过3500元。

就盗窃犯罪的群体画像而言，与小额消费信贷的客群特征存在一定相似性。当消费信贷服务有效覆盖这类群体，解决其生活周转之需，或能降低犯罪动机，进而推动社会犯罪治理。

此外，伴随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覆盖，信贷的社会稳定价值更加凸显。报告提及，在数字普惠信贷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居民对所在地治安环境的评价也普遍更好，农村地区和人口高流动地区的效果尤其明显。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看来，消费信贷是被低估的社会稳定器，在新的宏观环境下，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工具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消费信贷远不止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具有显著外部性的社会治理工具。发展一个健康、普惠、负责任的消费信贷体系，将消费信贷全面纳入持牌机构框架，完善征信体系，实施精准风控，这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重要的社会建设。

在金融价值的基础上，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正在悄然释放。作为“社会安全网”的组成部分，合理消费信贷的社会治理意义不应忽视，更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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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消费信贷的价值延伸：从促进消费到社会治理

消费信贷普惠金融价值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