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寻瑕小姐姐

来源：寻瑕记（ID：xunxiajun）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近70家金融资产交易场所，包括11家金交所、48家金交中心和8家互联网金交中心（名单后附）。

金交所明暗交替的整顿史，就是影子非标的消亡史。

1999年的中国，面临着GDP连续下滑、通缩步步紧逼的艰难困境，大多数国有企业连续亏损、负债率高企，债务危机如影随形。危局进一步向金融体系蔓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不断攀升。

为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财政部为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四大AMC分别提供100亿资本金，由央行提供5700亿元的再贷款，同时允许四家AMC分别向对口的四大行发行了固定利率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用于剥离国有四大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

四大AMC展业过程中，各省办事处林立，分头处置金融资产，地方割据情况严重，散落于各地的区域性产权交易所也没有统一的平台和规则。

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还是在各省设立各自的产权交易场所，成为当时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关键。

2009年3月，财政部颁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明确：

十年光景，为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处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良资产交易的金交所应运而生。

十年回望，矗立于全国各地形形色色60余家金交所已从设立时旨在处理省内金融资产的“特定交易场所”，蜕变成为涵盖国有金融企业股权转让、不良金融资产、私募债、定向融资计划、委托债权、应收账款、小贷资产、融资租赁、商业票据等全品类、全口径的“类金融机构”。

2010年5月，天金所和北金所诞生，成为最早的两家交易所。

衔着金钥匙出生，在当时的一行三会、财政部和北京市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北金所，成为财政部“钦点”的金融类国有资产交易平台。

2015年，成功为北金所引入交易商协会股东，进入银行间市场体系，跻身“国家队”序列后，北金所首任董事长熊焰选择了“五十八，再出发”，创业设立国富资本，与青岛地方平台共同发起了青岛国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2017年，国富资本又被西安金控引入，成为西安丝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主要股东，“交易所一哥”熊焰出任丝路金交所法人。

比北金所还早7天获批的天金所，引入蚂蚁金服成为其大股东，股东还包括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长城资产、东方资产、中信信托等显赫的名字。蚂蚁金服副总裁袁雷鸣出任天金所董事长，同时担任招财宝总经理的袁雷鸣，用了一年时间，把招财宝从0做到了1000亿。

2010-2011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7家金交所，包括：安徽省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市金融资产交易所、深圳前海资产交易所、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河北金融资产交易所、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和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全都通过了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验收。

同一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国平安旗下的陆金所。与其他始于地方、成于地方的金交所不同，陆金所从诞生之初就带着“P2P第一平台”的光环，随着互联网金融爆雷频频，陆金所几经转型，在今年7月全面剥离P2P业务，谋求消费金融牌照，转型为综合性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诚如业内人士所言，金交所，与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问题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反制中央的产物。金融牌照发放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无论出于盘活地方金融、掌控金融资源或是促进招商引资等目的，地方政府不能无牌可打。

金交所这张“不是牌照的牌照”，其发展壮大一直与清理整顿相伴相生。

由于缺乏规范管理，部分交易场所背离了金融资产交易的初衷，演变为林权、矿权、文化艺术品和贵金属石油等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的交易场所，甚至成为非法集资的温床。

国务院相继发布[2011]38号文和[2012]37号文，明确金交所的审批权限归入省级政府；并划定监管红线，如不得将权益拆分发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不得变相突破200人等，但并未对金交所业务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同时，2012年后成立的金交所，需要使用“交易所”字样的，除取得省级政府批准外，还需要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股权交易中心等。

监管的耳提面命并不能阻止资本对牌照的渴求，下放到省级审批的交易中心不仅降低了新设平台的难度，也提升了存量交易所的牌照价值。

不同于2012年之前的地方发起、国企搭台，2012年之后各地的金交所（中心）吸引到了民间资本和各路巨头的轮番入主，一省一家的标配之外，有的省份多达数家。

辽宁的7家交易中心里，雪松控股通过增资6亿，2倍于挂牌价的最终报价摘得了大金所的控股权，万达财富、恒大金服、海航聚宝汇等多家平台则与大连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合作颇多。

山东除了6家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外，海尔作为大股东独立发起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

广东由于广州与深圳的双子星斗艳，一度有5家金交所，其中京东金融和网易理财分别以会员身份与其中两家达成深度合作。

江苏则坐拥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常州等7家金交所，开鑫贷成为江苏开金中心的大股东，苏宁金融和人人贷则成为南京金交中心的会员。

西安一举吸引了恒大、京东、百度、奇虎360等企业入局，设立了5家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前文提到的丝路金交所则被指与先锋系存在人员、业务上的诸多瓜葛。

蚂蚁金服除早早拿下天金所大股东外，还在浙江的5家交易中心中占得了浙江互金交易中心的二股东。

平安相继收购了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和陆国际新加坡金融资产交易所。这三家金交所与陆金所、平安普惠一道，共同构成陆金所控股，也就是所谓的“四所一惠”。

本着“有牌照先拿着，屯着总比没有强”的心态，金交所也成为各家巨头金控梦想拼图中的一块碎片。

金交所这块“牌照”并不在“一行两会”监管之列，却以矫健的影子，在非标融资的跑道上频频“抢镜”。

银信业务收紧之际，金交所一度成为银行表外业务的重要通道；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则成为诸多互金平台嫁接、分拆产品的温床；随着严监管和去杠杆行至深水区，房企和城投这样的传统非标大户也纷纷从信托非标、私募非标流转到金交所非标产品。

定向融资计划、收益分享合约、地方股权交易中心私募债、收益权份额转让，金交所深得互联网圈“造词运动”的精髓，监管法规里找不到的这些酷炫名词，加上“信托同款产品”“市级平台融资”“交易所股东背景雄厚”的包装，闪现在第三方财富理财师的朋友圈里，成为无数投资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以至于“巅峰时期”，金交所一度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最厉害的牌照，就是没任何牌照”。

2016年12月，侨兴债10亿私募债违约案发，令股交所与互金平台的苟合曝光。

2014年12月，侨兴集团两家公司通过粤股交发行10亿元私募债，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粤股交把私募债发布到蚂蚁金服旗下的招财宝平台，招财宝则拆分成多期，并售卖给个人投资者，并协商由浙江财险提供保证保险，浙江财险提出反担保要求，由侨兴董事长吴瑞林担保、广发行出具保函。

事发之际，违约方侨兴集团表示没钱，董事长杳无音讯；提供保证保险的浙商财险拿着保函去找广发银行，却被广发银行告知是假公章，担保文件系伪造；而招财宝称其只是信息中介，只负责投资者的法律费用。

这场“萝卜章割韭菜，蔬菜何苦为难蔬菜”的大戏，历时一年之久，10亿私募债违约牵出了120亿非法募资大案，21家机构被罚没20亿，也将金交所推到舆论风口。

为了防止变相销售私募产品、拉长资金链条，加剧金交所和P2P平台之间的交叉传染风险，清整联办[2017]31号文、整治办函[2017]64号文等一系列文件出台，规制金交所和互金平台合作，一时间各家互金平台纷纷下架金交所产品。

2018年轰动私募圈的阜兴案，意隆财富8000万违约事件背后，关联企业被指通过金交所债权交易，摘牌了大量的债权产品，前海金交所、天金所、天安金交中心等多家金交所牵涉其中，但金交所的挂牌公告和成交确认书中都自行免除了金交所批准、备案、风险保证的责任。

同样是2018年，裁判文书网的15份判决书则披露了南宁金交所近5000万逾期产品的违规细节：15家融资方是成立时间接近、股东交叉关联且没有实缴资本的“空壳”公司;南宁金交所将资金直接打入12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其中7笔融资累计出借人达266人，突破200人监管红线。

去年退市的中弘股份、四大高返平台之一的唐小僧，近期爆雷的证大集团、先锋系，无不与金交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引起了投资者对于金交所“滥发类金融产品却不承担风控责任”的争议。

通过金交所，真实融资方可以把一笔一个亿的融资需求拆成100份，然后冠以001-099的序号，魔术般地化身为100个各自独立的私募产品，然后把每份的人数上限限制在200人内，不仅规避我国《证券法》规定的200人限制，还能降低投资门槛。

金交所所谓的会员系统也给发行方设立了“隔离墙”。皇帝新衣般的会员门槛形同虚设，融资人可以把适格投资者的筛选义务转嫁给金交所；金交所也心领神会，在电脑或手机上轻轻点击“我确认”，一纸没有人会看的开户协议，就把公募变成了面向全世界的“私募”。

乱象的止息，往往需要下定不破不立的决心。

2018年11月，配合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的落地，金交所30万以下的小额拆分产品被叫停。

2019年2月，监管联席会议对金交所进行窗口指导，要求暂停应收账款类，其他收益权类对零售端募集的业务。

但类似的产品还在通过场外募集、一对一摘牌的形式，滋生着最后的疯狂。

近期，清整联办[2019]5号文流出，证监会主席在第四次部级联席会议上讲话，讲话中首次披露了金交所的存量规模：

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在今年年底、明年年中、明年年底，每半年消化三分之一，直至存量风险基本化解完毕，交易场所撤并整合工作完成。

毫不夸张地说，金交所是中国金融市场最缺乏监管约束和透明度的区域之一。

诞生之初就带有博弈属性的金交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金融资产的处置问题，但如同这片神奇的土地常常将善意的种子开出恶之花一样，其中的钻营者没能恪守金融中介挂牌的本分，终究没有躲开利益的纠葛，非标的诱惑。

当信托计划、券商资管、私募基金一一被监管的铁索拴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交所成为非标融资最后的阵地。

一头连接着财富管理机构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渴求，一头则暗合了银行出表、房企融资、城投续命的利益诉求，躲在“收益权”“应收账款”背后，是没人能够摸清的真实资金流向。

金交所挂牌的各类产品是P2P之后，地方金融办的又一个畸形产物，法律关系不清晰，没有明确的金融监管，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甚至找不到“管理人”来压实管理职责。无论是早期的金交所嫁接互金，还是后来的金交所捆绑财富，都是绕监管的羊肠小路。不管则已，一管就是非存非吸。

作为创新的先锋，监管的沙箱，早已演变为“地方发牌，全国展业”的金交所也迎来了命运的黄昏。

近万亿存量资产失去借新还旧的续命神器后，会不会恍如一梦初醒，一片荒凉。

在金融监管格局逐渐由中央统筹变为中央地方分权的背景下，金融资产交易所归入地方金融监管范畴，业务应当限定在地方金融产品交易、地方金融机构股权转让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交易。

一方面是要关停并转，一省一家，一类一家，控制数量，另一方面是找到金交所的本源业务，提高会员门槛，减少或者叫停个人投资者的参与。

任何规范化的、看似枷锁但有据可循的制度和规章，都是在保护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真正放任的、没有边界的，野蛮生长的，最后都会随泡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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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寻|金交所的光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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