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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新规下的行业变局:重塑、挑战与前途

在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行业竞争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助贷市场正告别粗放增长的旧阶段,迈入以合规为基、技术为核、生态协同为翼的新时期。

作者:零壹智库

来源:零壹财经

2025年10月1日,《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简称“助贷新规”或“新规”)正式实施,标志着助贷行业告别粗放增长,迈入合规重塑与深度调整的新时期。

作为互联网贷款监管的“升级版”,新规以“名单制准入、成本穿透、自主风控”为核心原则,全面规范了商业银行在互联网助贷业务中的经营行为,同时对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助贷”资金方也具有直接约束作用。

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施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并动态更新名单,严禁与名单外机构开展助贷业务;在成本管理方面,明确将增信服务费等纳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杜绝任何形式的变相收费。同时,新规强调商业银行须独立完成风险评价与审批决策,禁止助贷平台干预风控环节,并要求商业银行持续评估增信机构的授信管理与代偿能力。

新规落地前后,行业启动全链条实质性调整。中小银行密集收缩合作,头部平台与大行、持牌消金深度绑定,信托公司被要求打破合作“黑箱”、强化主动管理;定价端高息业务加速出清,“双融担”等灰色模式彻底退场,“24%+权益”模式经监管专项整治后规范运行;增信端从“事后代偿兜底”转向“事前风控+风险准备金”机制。

行业格局呈现显著分化:马太效应加剧,腰尾部机构被迫向垂直场景深耕或技术输出转型,部分尾部机构退出或转入地下经营;资金方中,中小银行因风控与资本压力收缩助贷业务,股份制银行与头部平台构建“技术+场景+资金”共建模式,小贷公司受配套政策约束需在2027年底前将利率降至1年期LPR四倍(当前12%);金融消费者成为直接受益者,融资成本显性下降、信息透明度提升。

未来,助贷行业将呈现监管常态化、利率持续下行、技术与精细化运营成核心竞争力、合作模式生态融合、出海本地化合规凸显五大趋势。为应对变局,助贷平台需构建“合规前置+动态适配”运营机制,深化银企风险共担协同,坚定科技转型与场景化服务拓展,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慎推进转型或退出,同时加强逆周期管理,协同各方共同构建规范、高效、普惠的助贷业务新生态。

01 助贷行业现状图景

1.1 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

2025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在出口回暖、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财政政策前置发力等多重因素推动下,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5.2%,增速较2024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2025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速回落至4.8%。进入三季度后,政策重心向“反内卷”方向调整,企业投资意愿减弱。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较前期下降0.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亦出现回落,降幅较1-10月扩大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动能呈现阶段性放缓。

居民收入增速趋缓制约消费需求释放。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09元,同比增长5.1%,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

价格方面,2025年11月CPI同比上涨0.7%,涨幅较前月回升0.5个百分点,虽小幅上行但仍处于低位区间,反映终端消费需求仍待提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3,898亿元,同比仅增长1.3%,增速较10月收窄1.6个百分点。自5月以来,消费增速已连续6个月逐月放缓。

工业领域价格与需求同样偏弱。2025年11月,PPI同比下降2.2%,降幅较前月扩大0.1个百分点,显示工业品需求仍相对不足,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这一表现与国内经济结构优化、过剩产能逐步出清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相关大宗商品需求收缩等因素密切相关。以上变化对信贷市场的整体需求与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动力减弱叠加消费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共同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形成一定制约。

在金融与流动性方面,货币供应保持合理充裕。截至2025年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336.99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2.89万亿元,同比增长4.9%。M2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为3.1个百分点,较前期扩大0.9个百分点,反映资金活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存贷款方面保持平稳增长。2025年1—11月累计,人民币存款增加24.73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5.36万亿元。从贷款结构看,住户贷款增加5333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短期贷款增加4.44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49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31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则减少332亿元。

当前利率体系仍面临下行压力。LPR自5月以来连续八个月保持稳定低位,1年期品种维持在3.00%,5年期以上则为3.50%。为缓解负债端成本压力、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趋势,银行业普遍开启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

其中,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国有银行已将3年期存款利率普遍降至1.50%—1.75%区间,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也已陆续下架。

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仍需关注。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2%,较上季度上升0.3个百分点。部分消费金融机构的不良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例如截至2025年6月末,中银消费金融不良率为3.41%,兴业消费金融为2.61%。

消金不良资产转让处置明显加速。据零壹智库统计,2025年23家持牌消金公司已累计发布241期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未尝本息总额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四季度更是迎来转让井喷,规模超过640亿元。从机构维度来看,大行系消金不良转让尤为突出,兴业消金超过400亿,招联消金、中银消金均超过100亿;互联网系头部机构蚂蚁消金不良转让也暴增至127亿元。

总体来看,当前宏观环境呈现总量恢复但风险犹存的特征。助贷行业需在把握流动性合理充裕、利率下行的窗口期的同时,持续优化客群结构、深化场景融合、加强风险管控,以适应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信贷需求变化。

1.2 助贷行业运行数据透视

在监管体系持续完善的背景下,上市助贷平台呈现出稳中有升、梯队分明的发展态势,直观体现了其对行业变革的适应能力。

从经营业绩来看,多数平台在营收层面保持了良好增长。其中,奇富科技与信也科技营收均突破30亿元,分别达到52.06亿元和34.87亿元,同比增长19.13%和6.43%;小赢科技、宜人智科、嘉银科技营收分别为19.61亿元、15.55亿元和14.70亿元,同比增幅介于1.8%至23.9%之间。仅乐信受主力信贷撮合服务收入波动影响,营收为34.2亿元,同比下降6.7%。

盈利表现则进一步凸显行业转型的深度。乐信在营收微降的背景下,实现净利润5.21亿元,净利率提升至15.2%,彰显其成本控制与运营效率优势;嘉银科技、信也科技、小赢科技则实现营收与净利润同步增长,净利润分别为3.76亿元、6.4亿元和4.21亿元,同比增幅达39.7%、2.7%和12.1%。

部分平台在营收保持增长的同时,出现净利润波动,主要是机构为应对监管要求而进行的阶段性调整。在新规影响下,贷款促成费率调整与大额预付拨备计提等因素,促使奇富科技与宜人智科均采取了收紧风控、聚焦高质量客群等举措,以推动业务提质增效。其中,奇富科技净利润为14.33亿元,同比减少20.36%;宜人智科净利润为3.18亿元,同比下降8.47%。

资产规模方面,从在贷余额看,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奇富科技、乐信、信也科技分别以1381亿元、1020亿元和771亿元稳居第一梯队,但同比增速已显著放缓,分别为8.13%、-8.46%和13.22%。小赢科技与宜人智科在贷余额分别为628亿元和34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7.3%与50%,展现出较强的资产沉淀能力。

随着规模增长进入平稳阶段,头部平台主动调整轻重资本模式占比,以更好地适配监管与市场变化。

奇富科技三季度轻资本模式贷款规模为347.6亿元,占当期贷款总额的41.7%,较2023年同期下降23.4%;乐信轻资本贷款占比从一季度的27%持续优化至三季度的13%;嘉银科技因调整财务担保服务相关业务,便利和服务费用同比下降31.64%。

轻重资本模式的动态调整,体现了头部机构对监管导向的主动适应。重资本模式通过承担风险获取利差,更贴合新规下的行业生态,而头部平台凭借资本与风控优势,在模式切换中展现出较强的掌控力。

与此同时,用户增长与结构优化也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当前,活跃用户数普遍增长乏力。除小赢科技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24.2%外,多数平台增长微弱甚至出现下滑。

奇富科技季度新增授信用户195万,环比增长9%,主要得益于嵌入式金融渠道拓展;乐信活跃借款用户440万,同比仅微增2.7%;信也科技活跃用户同比基本持平;宜人智科季度借款人同比下降11%,反映其主动收紧信贷政策的决心。

用户结构优化已成为当前行业共识。各平台普遍强调“高质量用户”与“复借率”等指标,如乐信复借用户贡献率达85.1%,信也科技中国区复借贡献率约为86%,宜人智科重复借款率提升至77%,较上年同期上升16个百分点。这背后是客群整体上移的战略选择,也呼应了行业在监管引导下提质增效的整体方向。

1.3 新规落地后的行业动向与趋势

助贷新规实施后,区域性银行主动调整合作策略,主要表现为暂停新增业务、收缩合作机构数量。此举一方面为存量业务腾出整改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规避潜在的监管处罚。

例如,乌鲁木齐银行、贵阳银行相继宣布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业务;吉林亿联银行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龙江银行更是直接将合作助贷平台清零。

这一收缩态势直接影响资金供给。据艾瑞咨询统计,新规导致许多资金方收缩利率24%以上业务的资金规模,资金成本随之上升,预计增幅为1%至2%。

资金端收紧进一步传导至资产端。从规模变化看,2024年利率24%以上业务已显著收缩。艾瑞咨询预计,到2025年底,该部分业务规模将维持在约8306亿元,较新规前下降19%。其中,头部平台余额预计为3975亿元,降幅6.8%;腰尾部平台余额约4331亿元,降幅达27.7%,收缩更为明显。

在此过程中,拥有稳定资金通道、强大风控能力、海量客户积累及良好市场口碑的助贷企业优势凸显。而腰尾部平台则可能面临亏损,甚至被迫退出市场。

从同比增速来看,新规导致利率24%以上业务整体增速从34.1%下滑至8.6%。其中,头部平台增速从20.7%降至12.5%,腰尾部平台增速从45.6%大幅回落至5.3%。头部平台余额收缩主要源于监管不确定性与贷后处置成本上升,资金虽充裕但仍主动压缩高风险敞口;腰尾部平台的核心瓶颈则在于资金渠道收窄、流动性缓冲不足,次要压力来自政策不确定性与催收合规成本上升。

近期,政策层面也出台了配套举措以缓释行业风险。12月22日,央行宣布实施一次性征信修复政策,为助贷行业风险化解提供进一步支持。

该政策实行“免申即享”机制,个人无需主动申请或提交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并统一处理。调整后,相关逾期记录的“还款状态”将恢复为正常,1万元以下的逾期金额调整为零,更新结果同步体现于个人信用报告。

此项政策有助于改善部分次级客群的信用资质,缓解行业整体坏账压力,为合规助贷业务拓展客群创造条件。当然,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水平,部分机构或对征信修复群体采取更为审慎的授信策略,例如实施额度限制等措施。

02 助贷的角色与价值

助贷平台作为金融科技生态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以其创新的服务模式深刻重塑了信贷市场的格局。它如同一柄双刃剑,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展服务边界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

在当前的金融生态中,助贷平台已从单纯的渠道中介,演变为连接资金供给与需求、赋能金融服务提质,拓宽普惠金融边界的重要枢纽。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技术、数据和生态的深度融合,弥补传统信贷服务的结构性短板,在合规边界内实现多方共赢。

2.1 精准撮合信息,破解供需两端的认知壁垒

传统信贷市场的核心痛点是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供给方难以高效、低成本地触达海量分散的借款人,并对其信用状况进行精准识别与有效评估,这一困境在个体工商户与小微企业主群体中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借款人因信息渠道有限、对信贷产品规则不熟悉、材料准备不合要求等因素,往往难以在众多金融产品中快速匹配到最符合自身条件与需求的最佳融资方案。

在这一背景下,助贷平台依托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的风控体系,以及自身流量和场景优势,构建起高效的信息撮合与风险初筛机制。

对于资金方而言,助贷平台扮演着“雷达”与“过滤器”的角色。助贷平台整合多维度数据(如搜素/浏览数据、消费行为、社交信息、经营流水等),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与信用预评估,筛选出符合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目标客户,从而显著降低后者的获客与初步审核成本。

对融资方来说,助贷平台则如同一位“智能顾问”,其通过对各类信贷产品进行标签化解析(如额度、利率、还款方式、行业偏好等),再结合用户个性化信息与融资需求,为其精准匹配并推荐适合的金融产品。

通过这样的双向匹配,助贷平台成功打破了信贷供需双方的认知壁垒,将原本难以评估的“信息荒地”转化为可识别、可定价的信贷资产,整体提升了信贷市场的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

2.2 搭建生态桥梁,为弱信用主体构建融资通道

在传统以央行征信报告为核心的信用评价体系下,新市民、个体农户、初创小微企业等弱信用主体面临信用记录缺失、抵质押物不足与风控难度大等融资问题,因而长期被排斥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形成融资真空。

助贷平台的核心价值之一,正是通过构建多元化信用评估生态,为这些弱信用主体搭建起连接正规金融的桥梁。

在数据层面,助贷平台积极引入并验证各类非传统征信数据的有效性,例如电商、社交、搜索、电信、物流支付等另类数据,有效拓展了信用评估的覆盖维度。

同时,通过整合政务数据(如农业养殖备案、新市民社保缴存等)、第三方服务数据(如物流行为信息等),进一步丰富了信用画像的维度,提升了其真实性。

在风控方面,助贷平台广泛运用隐私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评估模型,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深度融合与分析,从中提取与信用风险高度相关的特征变量,进而更精准地评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与履约能力。

此外,助贷平台通过引入第三方增信、对接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方等手段,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顾虑,降低借款人的申请门槛,并提升获批效率。

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大量此前不可量化的信用风险转化为“可定价”的风险,使得金融机构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服务以往难以触达的客群,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与覆盖范围。

2.3 激活金融资源,重构市场服务与效率边界

助贷模式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通过技术赋能重构金融服务流程,激活存量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金融服务从标准化供给向个性化、场景化服务演进。

在资源激活方面,助贷平台帮助传统金融机构将资金更高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尤其是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活力较强的场景,避免金融资源闲置与错配。

在效率提升方面,助贷平台通过将复杂的信贷流程(如进件、初审、反欺诈、贷后管理等)进行模块化、线上化改造,极大地压缩信贷审批周期,实现“秒级审批”和“分钟级放款”,重新定义信贷服务的效率标准。

在边界拓展方面,助贷平台凭借灵活的运营机制和下沉能力,能够深入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到具体的消费和经营场景中,真正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愿景。

2.4 以增信杠杆撬动资本,扩大金融服务能力

合规增信协同是助贷机构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的关键价值。监管明确禁止助贷机构提供违规兜底增信,但允许其在合规框架内,通过与持牌融资担保公司合作、缴纳风险准备金等方式,构建风险共担机制,撬动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

融资担保公司依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开展运作,法定杠杆比例一般为1:10,即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机构,该比例可放宽1:15。助贷平台通过与这类增信主体合作,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有效分担资金方的信用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向风险相对较高但需求迫切的普惠客群放贷。

同时,助贷平台普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按贷款规模的2%-5%缴纳准备金,优先覆盖前期小额坏账损失,形成“资金方主体担责+助贷机构风险补充”的共担模式。这种合规增信协同,既未突破“资金方自主风控”的监管底线,又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

03 助贷的问题与挑战

在助贷行业高速扩张的背后,一系列由模式内生、监管套利与无序竞争所引发的结构性挑战逐步暴露。助贷新规的全面实施虽推动行业向合规化转型,但在新旧模式交替、监管约束强化、市场需求迭代的多重背景下,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

这些问题既涉及业务合规、服务质量、市场竞争等传统领域,也延伸至数据治理、客群服务、合作协同等新增维度,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3.1 合规风险:边界模糊与监管适配难题

助贷平台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突破“信息撮合”核心定位的倾向,通过变相参与资金放贷、信用担保等本应持牌经营的金融业务,逐步从“服务中介”向“类金融机构”偏移。这种业务边界的模糊性,不仅挑战了现行监管框架,也可能因缺乏相应风控能力引发风险传导。

2025年7月,宁夏地方金融管理局取消了银川信融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七家助贷平台的涉金融业务经营资质。这些机构本应仅承担信息撮合职能,却在实际运营中直接向中小企业及个人发放贷款,实质上从事需持牌经营的资金放贷业务。

与此同时,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助贷平台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隐患日益突出。部分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与使用环节存在安全漏洞,不仅易发数据泄露事件,也频频引发用户权益纠纷与监管处罚。

2025年央视315晚会曝光,部分助贷平台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谋,利用爬虫技术非法获取用户通讯录、消费记录等敏感信息,并以每条0.1元的价格出售给高利贷团伙及催收黑产。

此类行为揭示出,数据环节的疏漏不仅直接导致信息泄露与监管追责,更易被黑灰色产利用,严重冲击助贷行业的合规发展与社会形象。数据安全问题常与暴力催收行为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助贷行业的负面认知,使行业整体陷入更为严峻的信任危机。

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与行业适配节奏的不匹配,也加剧了助贷平台的合规压力。不同地区对助贷业务的监管细则存在差异,部分机构因对跨区域监管政策理解不充分,导致业务模式在部分区域面临合规风险。同时,监管对助贷平台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权责划分、风险分担机制的要求不断细化,若机构未能及时调整合作模式以适配新规,可能导致现有业务暂停或整改,影响行业整体运行稳定性。

3.2 服务质量:标准化缺失与体验失衡

信息披露不充分已成为助贷行业的普遍问题。部分平台通过费用拆分、隐蔽标注、诱导勾选等方式,刻意模糊关键成本信息,导致借款人在名义低息的宣传下,实际陷入综合高息的困境。

助贷业务链条涉及平台、银行、担保机构等多类主体,部分平台为追求业务规模,放松流程管理,引发操作不规范、审核混乱、权责不清等问题,不仅影响用户体验,也加剧了信用风险的积聚。

例如,某手机系金融科技公司所导流的“易秒通”平台,仅凭用户手机号与验证码就自动完成放款。有用户在未确认借款的情况下,被动收到3000元贷款,并需承担年化高达224%的利息。

此外,部分平台为提升业务量,通过设定“审批通过率下限”等方式,变相干预甚至架空银行的风控决策,导致信贷审核标准失序,使原本应严格运行的风险筛选机制形同虚设。

在“冲量获客”的业务导向下,部分平台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核流于形式。更有甚者,一线业务人员为帮助客户满足贷款条件,默许甚至间接指导客户包装或填写虚假信息,显著加剧了全链条的欺诈风险。

例如,2024年,知名平台“速贷之家”被曝光存在系统性的材料造假行为。调查显示,其销售人员在明知借款人资质不符的情况下,主动指导对方“优化”银行流水、虚增收入证明,甚至利用技术手段绕过部分人脸识别环节。该事件直接导致合作银行面临重大资金损失,并引发监管部门专项调查。

与此同时,部分助贷平台逐利倾向过强,紧贴36%的利率上限设计产品,或通过技术手段默认勾选或强制绑定“会员权益”“增值服务包”等收费项目,变相突破利率限制,忽视了风险定价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例如,某平台宣称借款3000元月息仅40-50元。然而,加上每15天500元的担保费,其年化综合成本高达1000%以上,远超法定利率上限,这不仅背离了普惠金融的初衷,也为整个行业积累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3.3 行业竞争:无序博弈与资源内耗

当前,助贷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各平台普遍将战略重心置于用户获取环节,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广告营销与渠道拓展。以某头部助贷平台为例,其在2025年二季度的营销费用高达6.63亿元,较2024年同期的3.66亿元激增近82%,资金主要投向嵌入式金融合作、信息流广告等高强度获客渠道。

“重获客、轻服务”的倾向明显,忽视了核心服务能力的构建与提升,导致行业整体资源分配失衡,难以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多数机构的业务模式与服务内容高度相似,缺乏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在“流量为王”的市场环境下,中小平台受限于自有场景缺失与品牌积淀不足,往往被迫以更高成本竞购次级流量,并通过高利率覆盖高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化与资源内耗。这种无序竞争不仅抑制了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也削弱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效能。

此外,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尾部机构因合规不达标、盈利能力恶化被纳入银行“白名单”之外后,未选择有序退出,反而转向地下经营,不仅加剧了市场乱象,也为行业整体风险埋下隐患。

3.4 融担风险:合规意识与风控能力不足

助贷平台在借助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务时,由于后者作为风险兜底方的特殊角色,其自身的合规状况与风险管控能力会直接传导至助贷公司,影响助贷业务的合规根基与长期可持续性。

融资担保公司存在超范围采集信息、违规查询征信、信息流转失控以及查询用途不符等问题。若助贷公司与存在此类行为的融担公司合作,可能因“未尽合作方资质审核义务”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共同违规,面临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业务暂停等处罚。

在关联交易方面,若合作融担公司存在向股东、实际控制人违规提供关联担保,或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等行为,一旦被监管查处,助贷公司与该融担公司合作的全部业务也可能被纳入专项核查范围,导致业务陷入停滞。

融担合作本质上关乎其风险兜底能力与实际不良损失之间的匹配程度。在助贷业务中,融担公司通常承担全额或比例连带责任担保,借款人逾期后需按约定向银行代偿本息,因此其风控能力直接决定了自身的代偿压力与生存空间。

当前助贷业务多覆盖下沉客群,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信用资质偏弱的个人客户,此类客群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易受经济周期与行业波动影响,使得不良贷款率显著高于传统信贷业务。

若融担公司缺乏完善的风控体系,例如未建立全流程客户筛选机制、缺少动态风险监测工具、对助贷平台推送的客户仅进行形式化审核,将导致风险识别滞后、不良资产持续堆积,进而引发代偿能力不足与流动性风险。这类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传导至银行体系,影响区域信贷环境的稳定。

3.5 催收问题:能力短板、合规压力与反催收冲击

催收是助贷业务风险处置的关键环节,在新规强化合规要求的同时,面临自身能力不足、反催收组织干扰等多重挑战,不良资产回收效率承压。

一是催收能力不与客群特征不匹配。助贷业务客群分散、地域广泛,且部分客户存在暂时还款困难、还款意愿薄弱等问题,这对催收的专业性与精细化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多数机构催收手段单一,仅依赖电话提醒,未区分“暂时困难”与“恶意逃债”客群,采取“一刀切”的催收方式,既影响有还款意愿客户的体验,也难以遏制恶意逃废债行为。

二是合规催收成本攀升。监管严禁暴力催收、骚扰第三方、非工作时间催收等行为,要求催收流程全程留痕,导致助贷机构需投入额外资源优化催收系统、培训专业人员,合规催收成本较此前大幅上升。部分外包催收机构因资质、能力参差不齐,存在违规操作,牵连助贷机构面临监管处罚。

三是反催收黑灰产干扰加剧。近年来,专业“反催收”组织的兴起已成为助贷行业的新型风险,其通过社交媒体、线下培训等方式,教唆借款人恶意逃废债。具体手段包括伪造贫困证明、病历等材料申请虚假延期还款、向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进行恶意投诉(如捏造催收违规事实),干扰正常催收流程以及利用“停息挂账”“债务重组”等虚假承诺误导借款人,收取高额服务费后失联等,甚至组织借款人集体拒还贷款,逐渐形成恶意逃废债的产业链。

04 助贷监管演进与“新规”落地

助贷的监管框架始终伴随行业发展动态完善,2025年助贷新规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行业告别“模糊监管”阶段,进入“规则明确、执行刚性、全链条覆盖”的规范和常态化监管新时期。监管体系从早期的乱象整治、框架搭建,逐步走向精细化治理,推动行业权责边界清晰化、业务操作标准化。

4.1 新规前的监管环境

在助贷新规正式落地前,助贷业务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由于既有规定在权责划分、资金成本结构及风控责任边界等关键环节界定不够清晰,市场在多方博弈中逐步形成套利空间,导致合规探索与违规操作长期并存。

回顾我国助贷监管的发展脉络,可见一条从原则性约束逐步走向精细化、体系化治理的清晰主线,体现出监管体系在持续探索中不断深化与完善的演进逻辑。

4.1.1 2017-2019年:原则性约束与乱象整治起步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金融借款合同中各项费用合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应予调减。尽管该意见确立了利率上限,但内容仍属原则性指引,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监管机构亦逐步强化对相关金融业务的规范。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央行代章)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银监会代章)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加强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务。《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并指出“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

2019年,银保监会进一步出台《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也明确禁止助贷平台提供兜底增信、直接收取息费或非法从事融资担保业务。

4.1.2 2020-2021年:框架构建与多维度补位

监管开始构建助贷业务的基础监管框架,从信息披露、合作比例、数据合规等多维度细化要求。2020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初步构建了行业信息披露框架,要求商业银行及合作方在推介产品时,必须醒目披露贷款主体、利率、成本及还款方式等核心要素,保障客户知情权与选择权,并禁止默认勾选、强制捆绑等行为。然而,由于该办法未对“助贷”业务本身作出明确定义,实践中助贷与联合贷款、技术服务等模式的边界仍显模糊。

为有效落实前述办法,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规范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2021年2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2021年,监管在利率上限方面出现窗口指导与司法实践的双重调整。多地监管部门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将产品年化利率控制在24%以内,但未明确综合融资成本是否包含增信服务费、会员费等隐性费用。而这些隐性费用恰恰是助贷平台与消费金融公司合作中常见的盈利手段,也成为助贷平台规避利率上限约束的关键漏洞。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加强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超过24%部分的调减力度。这一司法动向不仅为后续规则完善提供了支撑,也间接对助贷平台的相关违规行为形成了规制与警示作用。2021年9月和11月,《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实施,从法律层面规范数据采集、使用、流转全流程,针对助贷行业普遍存在的过度收集敏感信息、数据流转失控等问题形成约束,但实践中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4.1.3 2022-2024年:数据合规深化与主体责任强化

这一阶段监管聚焦数据治理与银行主体责任,倒逼行业重构业务逻辑。2022年1月1日,《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核心要求之一是实现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

办法明确禁止助贷平台将个人主动提交、自身生成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直接提供给金融机构,而必须通过持牌征信机构完成信息中转。这从根本上冲击了助贷业务的原有逻辑,倒逼行业重塑数据流转路径,同时也凸显了持牌征信机构作为信息枢纽的关键作用。

在此过程中,部分缺乏核心数据能力的助贷平台面临利润空间收窄与商业模式转型的双重压力。

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明确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民营银行作为规范对象,强调其作为助贷平台主要合作方的主体责任,要求严禁核心风控外包,避免过度依赖合作机构,全面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管理,推动业务回归本源。

2025年4月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标志着助贷监管进入体系化治理新阶段。该通知明确将互联网助贷纳入互联网贷款范畴,确立“总行集中管理、权责收益匹配、风险定价合理、业务规模适度”四项原则,并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施名单制管理与公开披露。

表1:“新规”之前助贷业务主要监管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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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渠道,零壹智库整理

此外,由于各地监管尺度不一,部分地区管控严格,部分地区相对宽松,部分助贷平台通过“跨区域合作”规避监管。

随着助贷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违规收费、数据滥用、风控失职等问题频发,市场对统一、明确的监管细则需求日益迫切。

4.2 新规的核心要求

助贷新规作为现行互联网贷款监管制度的“升级版”,以“名单制准入、成本穿透、自主风控”为核心,系统性厘清了助贷机构与资金方的权责边界,覆盖业务全链条,为行业划定清晰的合规红线。

4.2.1 机构准入:名单制管理,公开透明化

新规要求商业银行总行对助贷合作平台、增信机构实行严格的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手机APP等渠道公示合作名单并动态更新,严禁与名单外机构开展新增业务。该要求从源头筛选优质合作主体,倒逼助贷机构提升合规能力、资本实力与数据治理水平,形成“优进劣出”的准入机制。

名单制管理不仅约束银行的合作选择,也对助贷机构提出明确资质要求,例如需具备完善的合规体系、独立的风控技术、规范的数据处理能力等,头部机构凭借资源优势占据名单主导地位,中小机构则面临准入门槛提升的压力。

4.2.2 成本管控:穿透式核算,锁定利率上限

新规明确综合融资成本(IRR)需涵盖贷款利息、增信服务费、咨询费、会员费等所有与贷款相关的费用,禁止助贷平台直接向借款人收费,同时严禁增信机构以“保证金”“违约金”等名义变相加价。尽管条文未直接标注利率数值,但通过监管窗口指导与市场实践,年化24%已成为行业刚性约束,部分地区进一步要求新增贷款平均综合融资成本不超过20%。

这一要求彻底堵死了“费用拆分”“双融担”等灰色定价模式,迫使行业从“高息覆盖风险”转向“精细化运营降本”,推动定价回归合理水平,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4.2.3 风险控制:自主风控为核心,严禁干预决策

新规明确规定银行须独立承担信用风险,严禁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环节外包。助贷平台仅可从事技术支持、客户导流等辅助性服务,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贷款审批决策流程。银行须自主掌握并核验客户信用资质,避免依赖助贷平台“打包推送”数据,从源头上保障授信决策的独立性与准确性。

同时,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机构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至少每季度评估其代偿能力,防范增信机构风险传导至银行体系,形成“银行自主风控+增信机构能力评估”的双重风控机制。

这一安排旨在划清银行与助贷平台之间的权责界限,确保持牌金融机构牢牢守住风险底线,防止风险通过合作渠道无序传导与积聚。

4.2.4 消费者权益保护:全流程规范,强化信息透明

新规从营销宣传、信息披露、贷后催收等全流程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助贷平台与银行以显著、清晰的方式披露贷款主体、年化利率、还款计划、费用构成等关键信息,不得通过隐蔽标注、话术误导等方式模糊成本;严禁捆绑销售、默认勾选、一键授信等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行为;明确禁止暴力催收、骚扰第三方、非工作时间催收等违规行为,要求催收流程全程留痕,建立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这些要求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催收乱象等问题,推动行业从“流量导向”转向“用户权益导向”。

4.2.5 适用范围:全面覆盖,无监管真空

新规明确将互联网助贷纳入互联网贷款范畴,除商业银行外,外国银行分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均参照执行,填补了此前信托助贷、消金公司助贷等领域的监管空白。

特别是针对信托公司,新规要求其将增信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披露贷款出资方、综合利率等关键信息,打破了信托助贷的合作黑箱。

表2:助贷新规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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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渠道,零壹智库整理

4.3 监管的进一步动作

在2025年4月助贷新规发布至10月正式实施的六个月过渡期及后续阶段,监管机构通过专项调研、地方细化、窗口指导等方式动态纠偏,解决政策落地中的新问题,确保监管要求落到实处。

4.3.1 专项调研:摸清底数,预警风险

在综合息费不得超过24%的监管要求下,为维持盈利,部分机构将原可纳入利率的收益拆分为独立的“会员费”、“服务包”等权益产品,形成“贷款利息(≤24%)+权益费用”的收费模式。此类权益多以信用提升、优先放款等名义推出,已成为助贷业务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部分平台的营收与利润占比持续上升,对商业可持续性支撑显著。

该模式虽表面合规,却潜藏多重隐忧:一是变相规避监管,通过结构拆分使实际成本可能突破24%的利率约束;二是抬升综合融资成本,加重借款人负担;三是若权益虚化、捆绑销售或告知不足,易引发投诉与监管关注;四是高成本负债可能增加客户违约风险,进而传导至资产质量。

“24%+权益”模式反映了市场在合规与盈利之间的博弈,其发展也预示着监管与行业之间将持续的动态磨合。如何在鼓励创新与保护消费者、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仍是后续政策与市场实践的关键课题。

据媒体公开报道,2025年7月,监管部门对消费金融公司及其合作助贷平台开展了会员权益专项调研,其中对于其合作助贷平台方面,重点关注是否通过“24%+会员权益”业务模式,违反“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规定,是否存在变相收费、“霸王条款”或“套路贷”的行为等。

调研发现,助贷平台普遍存在捆绑销售、定价虚高、退费困难三类突出问题,反映出当前会员权益业务模式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仍存在明显短板。

4.3.2 “窗口指导”与动态纠偏

为应对市场上出现的灰色地带与新问题,监管机构采取了灵活而及时的“窗口指导”。例如,部分机构曾试图将高息部分包装为“会员费”“技术咨询服务费”等名目,以拆分方式收取费用;监管通过口头或书面通知等形式,明确要求相关机构立即整改,从而在微观层面落实新规精神,有效遏制“钻政策空子”的行为蔓延。

据第一财经报道,多家消费金融公司证实,监管部门已通过窗口指导进一步要求将个人贷款综合成本压降至20%以内,并正考虑下调担保增信类业务的比例。各地方监管正陆续对属地机构进行传达,但尚未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执行时间也未最终确定。

为满足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势必要求合作助贷平台共同压降成本,大幅压缩可用于支付服务费与覆盖高风险违约的空间。同时,若担保增信比例下调正式落地,将削弱依赖外部担保的业务模式。这些变化将推动助贷行业结构性调整,加速市场分化与出清。

4.3.3 配套制度,补全监管链条

据《财经》报道,2025年底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正式印发《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本报告认为,《指引》将利率管控延伸至助贷行业重要资金方和自营资产的核心载体——小贷公司,进一步补全助贷行业的全链条监管框架。

从核心要求来看,《指引》与助贷新规的“成本穿透、合规定价”逻辑高度一致,且进一步细化约束。一是即时压降高息业务,要求小贷公司立即停止新发放综合融资成本超过24%的贷款,与助贷新规划定的“24%综合利率红线”完全对齐,杜绝小贷公司通过助贷渠道变相突破利率上限的可能。

二是长期利率阶梯压降,明确2027年底前需将全部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降至“1年期LPR四倍”以内(按2025年12月LPR 3%计算,上限为12%),这一要求比助贷新规对银行、消金的利率约束更严格,倒逼小贷公司参与的助贷业务(如联合贷、自营资产导流)整体利率下行。

三是防范监管套利,针对助贷业务中常见的“超短期贷款续贷”漏洞,明确禁止小贷公司通过“先放短期高息贷、再反复续贷”规避成本管控,同时要求地方监管重点监测超短期贷款余额异常增长的机构,避免其通过助贷渠道将高息风险传导至银行体系。

4.3.4 地方监管:因地制宜,补充执行细则

在金融监管总局的统一部署与指导下,各地金融监管局积极发挥“前线指挥部”作用,因地制宜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执行细则与过渡安排。

例如,2024年7月,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发布《关于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助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严禁通过“会员权益”“增值权益”等方式变相提高综合融资成本,措辞坚决,彰显监管力度。

至2025年8月,北京市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印发《关于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助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最终版本在“严禁通过”后加入了“强制捆绑”四字,形成“严禁通过强制捆绑‘会员权益’、‘增值权益’等方式变相提高综合融资成本”的规范要求。这一措辞微调,在坚守24%利率红线的前提下,也为非强制、可选择的合规增值服务留出了合理空间。

05 行业调整:实质性变革已拉开帷幕

助贷新规生效前后,行业从资金端、定价端、增信端及业务模式、战略布局等维度启动实质性调整。这一过程包括临时过渡,但更多的是触及业务本质的深层变革,既覆盖头部机构的主动适配,也倒逼中小平台加速转型,同时推动资产端向普惠客群聚焦

5.1 资金端:合作“白名单”化,信托业强化合规约束

为顺应助贷新规要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及信托等资金方正加速梳理与外部平台的合作,通过建立“白名单”机制筛选优质助贷平台,并主动压降或退出高息业务,持续强化合规导向。

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披露,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共有119家金融机构披露助贷“白名单”,包括11家股份制银行、39家城商行、15家民银银行、11家外资银行、1家直销银行、5家农商行、7家信托公司以及30家消费金融公司。

国有大行本身客户基础庞大,自主获客能力强,对助贷业务一向态度审慎。近年来,市场上多次传出大行收紧甚至退出此类业务的消息。这可能是其暂未公布白名单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部分区域性中小银行受“资产荒”影响,本地优质资产稀缺,且自身能力有限,更依赖助贷合作。它们未披露合作方,或因多数助贷平台存在合规风险,若将其纳入白名单形同“信用背书”,一旦相关平台暴雷,银行担忧风险传导,故多持观望态度。

从各持牌金融机构披露的合作情况来看,其合作的助贷公司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蚂蚁系、京东系、字节系等有着庞大生态体系的头部平台;二是本地生活、手机厂商、出行、旅游、医美、教育等垂直场景的流量平台;三是有着较强技术实力的金融科技平台。此外,合作的增信服务方多为融资担保公司及助贷关联实体。

以富邦华一银行为例,其互联网贷款合作方数量达52家,业务生态广泛覆盖了哈啰普惠、等25家助贷平台,同时也涉及27家专业的融资担保机构;尚诚消金则重点深耕场景化生态,其合作方多来自携程、滴滴等头部场景方旗下机构。

微众银行以382家合作机构位居榜首,但并未纳入互联网大厂,反而涵盖了华为、金蝶等产业与科技公司。

同时,银行“择优”趋势明显,新规落地后,部分银行已开始主动压缩或清退那些定价偏高、风控能力薄弱的合作平台。

以吉林亿联银行为例,此前曾广泛对接56家助贷导流获客机构;而在2025年9月公布的最新合作名单中,该行大幅削减合作方至仅10家。被清退的平台主要集中在综合融资成本超过24%、风控能力不足或客群质量较差的机构。与之相对,其保留的合作方多为分期乐、美团、度小满、马上消费金融等头部持牌金融机构及大型互联网平台。

助贷新规的监管范围不仅覆盖商业银行与消费金融公司,也指明信托公司在参照执行之列。此前,由于信托公司业务规模有限且资金成本较高,其在助贷业务中的角色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助贷平台转向与信托合作,监管近期已开始对其加强规范,从而打破了信托助贷领域长期存在的合作“黑箱”状态。

同时,新规全面封堵了以往通过设立SPV(特殊目的载体)将出资比例压降,从而规避核心风控责任的漏洞。现在,信托公司必须将所有增信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并每季度动态评估合作增信机构的资本实力与代偿准备金充足率,以防范连锁风险。

此外,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明确:信托须以向借款人完整披露贷款出资方、年化综合利率、增信机构及代偿范围等关键信息,彻底解决了以往借款人对资金来源与成本构成“不知情”的行业痛点。

5.2 定价端:高息业务退潮,模式寻求合规

此前,36%的利率是司法保护上限,24%则是法院支持的实际界限,二者均属法律界定,而非金融风控逻辑。新规将综合融资成本(含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等)上限锚定24%司法保护线,另有规定要求消金公司新增贷款平均成本不超20%、小贷公司长期目标不超12%

从市场实践看,主流助贷平台已完成利率调整,如蚂蚁消金、美团、京东、度小满、奇富科技、拍拍贷等已经调整贷款申请页面明示的贷款利率区间,区间上限均与助贷新规对齐,为年化24%。

尽管从表面上看,合规整改效果初步显现,但部分平台通过捆绑“会员”或“增值包”等名义,催生出“24%+”的新模式,使实际综合成本仍存模糊空间。据《第一财经》调查,此类费用甚至与借款额挂钩,单次扣费可达上千元,并伴随默认勾选、退款困难等问题,。

“24%+”产品是行业盈利模式重构的产物,其是否变相抬升了融资成本尚存争议。尽管助贷新规要求将增信费等计入综合成本,并禁止平台收取息费,但并未明确覆盖权益等增值服务,这使得其合规性暂无定论,导致平台普遍持观望态度。

2025年9月起,持牌消金公司已全面下架捆绑金融权益的产品,助贷平台则被要求将权益购买与借款流程完全分离:生活类小权益(如优惠券)需用户主动勾选且不影响借款审批,金融类权益(如“提额包”)则彻底禁止。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只有能将利率稳定控制在24%以下的机构,才能作为“正规军”持续发展。

在此约束下,平台的核心课题转向如何在有限的利率空间内实现盈利,推动业务模式从规模扩张向提升风控、优化运营的精益增长转变。

5.3 增信端:“双融担”模式退场,增信能力重构

新规通过穿透式成本核算与费率类型锁定,对“双融担”模式实现了精准打击。

该模式以往的核心运作逻辑是“利率拆分+主体隔离”。例如,某助贷平台联合两家担保公司,将一笔贷款的综合成本拆解为“银行24%年化利率+担保公司A 12%担保费+担保公司B 9%服务费”,致使实际年化成本攀升至36%甚至更高。在这一设计中,担保公司B常以“咨询服务费”、“信息服务费”等名义收取费用,从而规避此前对单一机构综合费率的监管上限。

这一模式曾是行业普遍采用的“高利率覆盖高风险”商业逻辑的重要支撑,而新规则彻底切断了这一操作路径。

新规对此明确“双禁令”:一是要求商业银行将所有增信服务费全额计入综合融资成本,不得拆分核算;二是严禁增信机构以非担保类名义变相提高费率。这一规定直接堵死“双融担”的费用拆分路径,叠加24%年化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要求,使得此类灰色操作彻底失去合规空间。

“双融担”模式难以为继将倒逼助贷增信端重构能力,重构并非削弱风险抵御能力,而是推动增信逻辑从“事后代偿兜底”向“事前风险筛选”转型,更贴合助贷的普惠金融属性。

长期来看,增信能力重构将推动助贷行业形成“低费率、广覆盖、强风控”的新生态。

5.4 其他调整:出海步伐加快

面对国内利率下行与监管趋紧的压力,部分助贷平台选择在新规全面落地前加快业务布局,推动年化利率24%及以下的助贷产品集中上量,以“先上线、活下来,再逐步优化”的策略应对短期挑战。

与此同时,更多头部机构则将目光投向海外,通过“业务出海”布局新兴市场,积极培育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竞争加剧、国内增长空间逐步饱和的背景下,将成熟的风控体系、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复制至海外,已成为头部平台突破瓶颈的重要战略。

以信也科技为例,作为出海先行者,其全球化业务已形成规模效应。公司聚焦东南亚、拉美等市场,通过本地化运营与生态合作实现快速增长。在越南,信也科技与当地金融机构协同,运用大数据风控提升审批效率;截至2024年底,其国际业务累计服务用户超700万,年度交易额达101亿元,同比增长27.8%;在贷余额达17亿元,增长30.8%。

在印尼,公司推出适配本地场景的小额信贷产品,季度复贷率保持在60%以上。此外,信也科技还在巴西、印度等地推进牌照申请与合作伙伴布局,逐步构建覆盖多区域的全球服务网络。

嘉银科技在印尼市场的合作业务同样表现突出,合作机构放款金额同比增长超200%,注册用户数增长约170%;在墨西哥,季度放款与用户数环比均增长近40%。公司正持续加强产品本地化创新与风控体系迭代,以更好匹配当地市场。

宜人智科亦在海外取得阶段性进展,重点布局菲律宾与印尼两大市场。其在菲律宾推出的信贷产品,仅运营14个月即实现现金流转正;在印尼,与头部金融集团AG Network & Associate达成合资合作,业务已于2024年下半年启动。此外,公司也在北美、中东等地区开展市场探索,持续拓宽全球化布局。

06 格局变化:行业生态的重塑与影响

助贷新规落地后,叠加利率下行、资本约束收紧等多重因素,助贷行业正步入深度调整与格局重构的关键阶段,助贷机构、资金方、金融消费者三大主体的行为逻辑与利益关系全面重构,马太效应、能力分层、权益保障成为格局变化的核心关键词。。

6.1 助贷平台的生存问题:马太效应加剧,生存路径分化

助贷新规通过名单制准入、利率红线、风控自主等方面的约束,直接加剧行业分化,头部平台凭借合规与技术优势巩固地位,腰尾部机构则面临转型或退出的生死抉择。

头部流量平台业务基本未受冲击。以蚂蚁集团、腾讯金融为代表的行业巨头,依托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成熟的风控体系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在与银行合作中持续掌握较强议价权。在新规推动的“白名单”机制下,这类平台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成为银行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业务规模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中腰部助贷平台则面临显著的转型压力。过去粗放的流量中介模式已难以为继,它们必须做出战略调整:或深耕某一垂直产业或特定消费场景,构建自身难以替代的生态壁垒;或彻底转向纯技术服务商(SaaS模式),通过为银行输出风控模型、获客系统等实现业务转型,但收入规模可能随之收缩。

尾部平台正逐步退出市场或转入地下经营。在利润空间收窄与合规成本攀升的双重挤压下,多数尾部机构已选择退出。部分区域性小型助贷平台因无法满足准入要求、缺乏技术能力,已主动注销关联牌照;另有少数机构转向“地下”经营,以“个人放贷+助贷引流”等方式规避监管,但此类业务不仅合规风险高,客群质量也普遍较差,发展空间极为有限。

6.2 对资金提供方的影响:能力重构与格局洗牌

在新规背景下,银行及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提供方正面临“能力考验”与“模式优化”的双重挑战。

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为主)因风控能力薄弱、资本充足率压力大,成为资金端收缩的主力。一方面,批量暂停或终止助贷合作,如乌鲁木齐银行公告停止“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龙江银行将唯一助贷合作机构标注为“已停止合作”,亿联银行合作名单从56家砍至10家,清退对象均为综合成本超24%、风控不足的平台。另一方面,转向本地化自主业务,如某中部城商行将助贷资金转向“三农贷”“小微经营贷”,依托本地政务数据构建风控。

收缩的核心原因在于“风险规避”:一是新规要求银行承担主体风险,中小银行难以监控助贷平台隐性收费,担心被牵连处罚;二是资本充足率考核压力,助贷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后,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

股份制银行、头部城商行及持牌消金(如微众、招联)则加速与头部助贷平台深度协同,重构合作模式:从“资金批发”转向“技术+场景+资金”共建。以银行为例,双方不再停留于“银行出资金、平台引客户”的简单分工,而是共同构建风控模型:平台输出场景与数据,银行主导授信决策,逐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新范式。

信托公司受新规“主动管理”要求约束,合作“黑箱”被打破——需披露贷款出资方、综合利率等信息,且不得通过SPV规避风控。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统计显示,仅云南信托、爱建信托等7家机构公布白名单,聚焦与头部平台的低风险合作。小贷公司则受《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指引》冲击,2027年底前需将利率降至12%(1年期LPR的四倍),当前已暂停24%以上业务,部分互联网小贷转向与持牌消金联合放贷,以规避利率约束。

6.3 对金融消费者的影响:市场净化与权益提升

新规的实施进一步净化了市场秩序,金融消费者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首先是融资成本显性下降,过度借贷得到遏制。新规将担保费、会员费等隐性成本纳入综合利率(IRR),24%红线刚性落地,部分地区消金公司新增贷款成本压降至20%以内,借款人实际负担显著减轻。同时,银行自主风控要求的加强,有效抑制了“多头借贷”和“过度授信”现象,有助于消费者维持更合理的债务水平。

其次,信息透明与隐私保护强化,消费知情权提升。新规要求“醒目披露贷款主体、利率、费用构成”,同时强化对消费者信息的采集与使用管理,要求助贷平台“不得超范围收集数据”,仅可获取与贷款审批相关的必要信息(如身份、收入、信用记录等),并须清晰告知用户数据用途与流转路径,从源头上防范个人信息滥用。

第三,服务适配性改善,下沉及次级客群获得合规支持。一方面,助贷机构针对新市民、三农等弱信用主体,整合非传统数据构建模型,触达下沉市场;另一方面,征信修复政策为次级客群提供缓冲——央行“免申即享”征信修复(1万元以下逾期清零),改善约2000万借款人信用资质。

07 趋势与建议

在监管体系持续完善、行业竞争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助贷市场正告别粗放增长的旧阶段,迈入以合规为基、技术为核、生态协同为翼的新时期。为积极应对变化,相关机构需前瞻布局,主动调整发展路径。

7.1 核心趋势

7.1.1 监管走向常态化与精细化

助贷业务已全面纳入金融监管框架,监管逻辑从“集中整治”向“常态治理”转变,同时呈现显著特征。。

一方面,政策规则持续量化细化,针对利率上限、资金流向、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逐步出台可落地、可核查的具体要求,避免“一刀切”式监管;另一方面,随着监管科技的深入应用,监管部门具备了更强的“穿透式”监管能力,能够精准识别业务的本质、追踪资金的真实流向,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动态监控。

具体表现为:监管工具已从依赖传统静态报表,升级为运用API接口、大数据监控系统等实时手段;监管范围从聚焦单个持牌金融机构,扩展到覆盖科技公司、流量平台等在内的整个生态链;监管时点也从事后风险处置,前置到事前的风险预警和事中的动态干预。这种日益精细化的监管模式,将有效压缩监管套利空间,引导行业回归其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的本源。

7.1.2 利率持续下行,普惠导向强化

在政策引导与市场竞争的双重驱动下,助贷业务综合融资成本下行成为必然趋势,并逐步向司法保护利率上限(如24%)以内收敛。

从政策层面看,监管部门明确要求压降综合融资成本,严禁隐性收费、变相抬价等行为,切实减轻借款人负担。从市场层面看,头部助贷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已有效降低运营与风险成本,具备了提供更低利率贷款产品的能力。从社会层面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导向倒逼贷款定价合理化,让个人消费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客群享受到更公平的融资服务。。

这一趋势虽然直接压缩了行业短期利润空间,但反过来也将推动机构通过效率提升、模式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最终形成“低利率、广覆盖、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7.1.3 头部平台份额扩大,中小机构加速转型/退场

助贷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马太效应日益显著。

头部平台凭借其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渠道、庞大的用户基础与品牌公信力,在“白名单”准入机制下成为银行等资金方的优先合作对象,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腰部机构面临转型阵痛,需摒弃同质化的流量中介模式,向垂直场景深耕(如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或纯技术服务(SaaS输出)方向突破,否则将陷入盈利困境。尾部机构因合规能力不足、技术实力薄弱、资金渠道狭窄,加速退出市场或转入地下经营。

未来,行业格局将演变为“大而全”的综合性平台与“小而美”的垂直领域玩家并存的梯次化结构,过去那种依靠高成本引流、高风险扩张的无序竞争时代已宣告终结。

7.1.4 技术驱动与精细化运营成为核心竞争力

助贷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重塑,竞争范式已从依赖资本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全面转向以技术为引擎、以精细化运营为手段的质量与效率提升。竞争焦点也随之迁移:从过去追求用户数量的外延式增长,转向深耕单客全生命周期价值的内涵式挖掘;从依靠流量采购的粗放式经营,升级为依托数据与技术实现精准营销与风险定价的精细化管理。

具体来看,在智能风控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动态风险定价模型已成为核心竞争力;在数据治理方面,如何在合规框架下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能力;而在用户运营方面,构建覆盖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价值管理与服务体系,则成为提升留存与复用的关键。这些由技术、数据与运营三位一体所构筑的综合能力,正日益成为新阶段助贷平台难以被复制和跨越的竞争壁垒。

7.1.5 助贷合作模式转向生态融合创新

助贷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已超越“资金+流量”的初级模式,向“技术+场景+资金+风控”的深度融合演进。

典型模式如“三方协同生态”:外部流量平台(A端)提供场景与初始客群,消费金融公司或银行等资金方(B端)主导核心风控环节,包括信用评估、授信审批等关键决策;助贷平台(C端)聚焦辅助性服务,如提供风控技术支持、多源数据核验协助、合规化贷后管理协助(含催收流程规范、客户还款提醒等)。分润方式多采用“基础技术服务费+资产表现分成”或固定收益模式,确保助贷平台收益与业务质量绑定。

助贷平台在风险承担上,形成多元化分担机制:B端作为资金方承担主体信用风险,也有部分机构仅承担局部风险或完全不承担风险;C端助贷平台除输出技术服务外,有时需缴纳2%–5%的风险准备金,并优先承担前期坏账损失。

总体来看,当前合作模式正朝着“生态共建”方向深化。助贷平台与金融机构在客户触达、资金对接、风控建模、贷后管理等全流程中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与技术优势,共同构建可持续、高价值的合作新生态。

7.1.6 出海步伐加快,本地化合规成关键

面对国内市场增长放缓与竞争加剧的现状,头部助贷平台正将目光投向东南亚、拉美等普惠金融供给不足的海外市场,通过输出在国内复杂信贷环境中淬炼成熟的商业模式、智能风控体系与高效运营经验,积极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在出海路径上,合作模式日趋多元:既有轻量级的技术解决方案输出,也包括与本土企业合资经营,乃至通过申请或合作方式取得当地金融牌照,实现更深度的市场嵌入。例如,信也科技在越南、印尼等地通过本地化运营实现规模增长,嘉银科技在东南亚市场的合作放款金额同比增幅超200%。然而,出海之路亦伴随显著的合规挑战。多国监管政策正逐步收紧,例如印尼设定年化利率上限为36%,并强化持牌经营要求。这类举措正倒逼出海机构加快本地化合规能力建设,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嵌入,以实现业务模式的可持续融入与长期发展。

7.2 几点建议

7.2.1 构建“合规前置+动态适配”的运营机制

面对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助贷平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合规理念,构建一套系统化、嵌入业务流程的合规管理体系。

具体而言,应将合规审查与风险评估嵌入到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的初始阶段,实现“合规前置”。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对宏观政策、监管动态进行持续跟踪、分析与解读的敏捷机制。在内部管理上,应设置专门的、可量化的合规绩效考核指标,并定期开展合规压力测试,模拟应对各种潜在的监管情景。通过这套机制,推动机构从被动满足监管要求的“要我合规”,转变为主动管理风险、创造价值的“我要合规”。

7.2.2 深化银企协同,构建风险共担新范式

为提升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与稳定性,需要推动资金方(银行等)与助贷方(科技平台)的合作模式从简单的渠道合作,升级为深度协同、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

在组织层面,双方可建立联合风控团队,实现数据与信息的实质性共享。在机制层面,积极探索“风险收益共享”模式,例如采用“基础技术服务费+基于资产表现的超额收益分成”等创新合作模式,将双方利益紧密绑定。

在技术层面,推动双方共同开发、迭代优化风控模型,将银行的金融风控经验与助贷平台的行为数据建模能力相结合,共同提升风险识别水平。

7.2.3 坚定科技转型,拓展场景化服务路径

在当前行业变革与监管深化的背景下,助贷平台必须坚定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业务模式与服务能力升级。助贷平台一是推动商业模式转型,构建多元收入结构。核心是降低对息差收入的依赖,逐步转向以纯粹技术服务费为主的盈利模式。机构应致力于将成熟的风控能力与运营系统产品化、标准化,并向行业输出,从而形成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二是强化AI能力建设,打造智能化运营体系。助贷平台应持续加大在AI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业务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在获客环节,运用AI优化投放策略与内容生成,有效降低获客成本;在风控环节,研发金融专属大模型,整合多维度数据构建动态风险评估体系,提升识别准确性;在客户服务环节,部署AI智能助手,实现语音交互与复杂业务自动化处理,全面提升运营效率。

面对AI黑灰产挑战,需构建“技术防御+合规校验”双轮驱动的反欺诈体系。通过引入声纹识别、背景音检测与模板行为分析等技术,增强对AI换脸、虚假身份等新型欺诈的识别能力;建设跨平台智能关联网络,融合用户行为轨迹、设备指纹等多源数据,实现风险交叉验证。同时,严格规范AI应用合规边界,对数据来源与模型逻辑进行备案管理,防范算法歧视与数据泄露风险。

三是拓展业务创新方向,聚焦普惠型场景化金融服务。关注新市民金融场景,针对其租房、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日常消费等核心需求,打造低门槛、灵活期限的信贷解决方案;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开拓农村普惠金融场景,围绕农户生产经营、农资采购、农产品流通等需求,构建适配农村客群的风控与服务体系;深耕民生消费,围绕教育、医疗、出行等垂直场景,打造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以“技术+场景”双轮驱动开辟新增长空间。

为保障转型落地,需同步完善配套支撑体系。在资本配置方面,优化资金结构,减少信贷类资产占用,更多投向技术研发与服务升级;在组织架构上,设立轻资本业务专职团队,强化技术输出与客户运营能力;在绩效考核方面,重构KPI体系,将技术服务收入占比、轻资本业务利润率等纳入核心指标,引导资源向轻资本模式倾斜,增强机构抗周期能力。

7.2.4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建设透明服务体系

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是助贷行业赢得社会信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在信息披露方面,所有贷款产品的费用结构、年化利率、还款计划及潜在风险提示都必须清晰、易懂、无歧义。在服务流程方面,应确保操作简便、反馈及时,并对所有用户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投诉机制方面,必须设立畅通的投诉渠道,确保用户反馈能够得到迅速响应,且处理过程与结果完全透明。此外,机构还应主动承担金融知识普及的社会责任,通过教育宣传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最终,通过诚信经营和透明服务来赢得市场的长期信任。

针对暴力催收等行业乱象,加强自身催收规范,对合作催收公司实行严格的准入审核以及日常监督与动态管理,一旦发现合作方存在违规催收行为,立即终止合作并追究相关责任。同时,建立催收行为监督机制,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存催收记录,接受用户与监管部门核查。

7.2.5 审慎评估,及时转型或退出

在行业分化加剧、监管持续收紧的背景下,助贷平台有必要建立常态化的战略健康度评估机制,理性审视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与资源禀赋。对于难以满足常态化监管要求、缺乏核心技术能力或未能在细分领域构建比较优势的机构,有必要及早谋划战略调整,主动推动转型或有序退出市场,以降低整体社会成本,防范系统性风险积聚。

具体而言,机构可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定期从合规能力、技术实力、资金稳定性、盈利能力及客户价值等关键维度进行自我诊断。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具备独立风控能力、是否达到穿透式监管要求、是否过度依赖单一资金方或合作渠道等核心问题。

对于仍具备一定资源禀赋的机构,应积极探索可行的转型路径,如依托自身优势转向纯技术输出服务商,深耕特定场景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或与持牌机构深化协同融合,以“轻资产、重技术”的模式谋求持续发展。

对于确实无法持续经营的机构,则应在监管指导下制定稳妥的退出方案,重点包括妥善处理存量业务、保障用户信息与隐私安全、依法完成合作衔接与投资者清偿等工作,避免因“猝死式”关停引发市场连锁反应。

推动形成“能进能出、良性迭代”的行业生态,不仅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有助于将有限资源重新配置到更具效率与价值的领域,提升整个助贷生态的健康发展与持续活力。

7.2.6 加强逆周期管理,稳健把控业务规模

面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行业周期变化,助贷平台需建立逆周期管理机制。一是构建周期监测预警体系,围绕GDP增速、失业率、行业不良率等核心指标,设定量化预警阈值(如核心行业不良率突破5%即触发收缩)。

二是实施差异化规模管控策略。严格执行“规模收缩、结构优化”原则:依据资金方总行名单制管理要求,审慎核定合作规模上限,杜绝为追求规模放松准入标准,着力压降高风险客群(如征信存在瑕疵、收入不稳定群体)的业务占比;设定分品类业务增速上限,对消费金融等敏感性业务实施15%–20%的增速管控,确保互联网助贷余额占合作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不超过监管指导区间。

三是强化跨机构协同管控。与合作银行、增信机构建立规模联动调整机制,定期共享周期研判成果,确保资金供给、助贷规模与整体风险防控能力相匹配,避免因单一机构策略调整引发业务波动或风险聚集。

参考资料

1、国家统计局: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10/content_7045055.htm

2、未名宏观:2025年11月经济数据点评:过剩产能去化,经济增速阶段性下调

https://mp.weixin.qq.com/s/v1CxEmeJ6Roj9p8Lmhg8nw

3、跌破1.0%,中国高息时代终结!

https://mp.weixin.qq.com/s/Xedo_79EVeq2pIYL0fEYcw

4、2025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

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208453&itemId=954&generaltype=0

5、中国网金社:持牌消金上半年业绩(三)资产质量整体呈现优化趋势 助贷新规下行业或生变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9053505971439.html

6、艾瑞咨询:《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6HO5efvfXdPTkWBWZ-LAXQ

7、零壹财经:最新数据!119家金融机构披露助贷“白名单”(附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kcvL9hwmgE53eujbdeMwwg

8、第一财经:多家持牌消金接窗口指导,20%或将成贷款综合利率“新红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7382231654209063&wfr=spider&for=pc

9、财经:定价上限悬顶,4000余家小贷公司临考

https://www.mycaijing.com/article/detail/56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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