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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24日(周六日),中国上海

1883年金融危机(上):上海地产大王的破产

1883年末,胡雪岩、徐润等商业大佬相继破产清算,始于1883年初的上海金融危机蔓延全国。

作者:地产三哥

来源:地产三哥(ID:dichansange)

1883年末,胡雪岩、徐润等商业大佬相继破产清算,始于1883年初的上海金融危机蔓延全国。

当一个商界大佬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个案,很大可能是自身原因;当一帮大佬出现资金链问题的时候,就是系统原因。

本文讨论徐润的破产和1883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一、1883年,上海地产大王破产

1883年,徐润是上海的“地产大王”。

和今天一样:他既有房地产开发业务,也有租赁地产运营,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己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万余两。

他的地亩、房产价值几何?

“共合成本223万两白银”。

在此基础上,徐润打算扩张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他拟招股400万两、创办一个更大的房地产公司。本来,洋行里的英国朋友顾林准备和他合伙:顾林回伦敦准备用自己在伦敦的房产抵押筹款200万两。

“四五厘息,二十年期,助余兴筑。”徐润后来回忆,为此,徐润送给顾林一万两的路费。但顾林返回英国后生病、而后失去联系。

失去了意向大股东,徐润在国内开始筹款。凭借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和资信,他从钱庄、股票抵款、洋行房产抵款及各存户款筹到资金252万余两,用以扩大其地产公司。

当徐润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中法战争期间,连有政府背景的轮船招商局,都要将轮船“换旗”,挂靠到洋商名下,以保证安全,遑论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商人。

当法国军舰到达吴淞口时,上海紧张、过热、脆弱的金融体系终于加速崩塌了,市面银根吃紧,商号、钱庄相继破产,金融危机袭卷上海。

“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

与国内市场有密切联系的上海钱庄受到严重影响,“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只有三十八万。”

上海市面流动性陷入严重萧索,徐润也受到极大冲击,“斯时兼有胡姓等大户,以受挤,周转不及,而润遂继之。”

胡姓等大户指的就是胡光墉,字雪岩。

1883年11月21日, 徐润召集所有债权人告知, 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现已处于破产状态。经过与债权人磋商, 徐润公布所有产业账目和股票清单,同时宣布他的全部房地产( 成本220万两) 和所有股票(经债权人会议认定现值982530两) 交予债权人全权处理, 用以抵欠252万两白银的债务。

22家钱庄推举六人作为谈判代表,徐润的公司也派出六人与钱庄代表商谈。

商谈方案有二:

第一,变卖资产还债。

“经公同商榷,议将余所有款三百四十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二百余万之款。”

第二,债转股。

是由钱庄代表提出把钱庄欠款作为股金,作为对徐润房产公司的投资,并希望盛宣怀认股一半。

“然而“盛亦一空心大老,无力于此,似可不谈。””

而各钱庄“但顾目前,亦无远谋,议定以两年为限,售现分摊。”

所以,债转股的方案二没有成功,只能变卖资产清账。

接下来,徐润把自己多年经营的房产如青云里、靖远街、元芳路、杏花楼等处贱价卖出,以清还欠债,按时价亏损八九十万,如按以后上涨价计,亏损达四百余万两白银。

而未建之地2900余亩地以107余万卖出,也是亏损不少。

徐润后来回忆,大为感概:“此数项共值一千五六百万,加之股票典本不下一千七八百万两,岂非成一大富家乎。乃废之半途,毁于一旦,反致大亏,命耶运耶,抚今追昔,能不忧然,所谓有幸有不幸者夫。”

当年的22家钱庄和徐润房地产公司的谈判,其实今天也在不断上演。

所有的房地产企业在面临资金链危机时都会有三条方案:第一、卖项目;第二,债转股;第三、大佬背书。

只不过徐润当日没有找到大佬如盛宣怀等的背书,债转股的方案在挤兑面前就没有可行性了。

在徐润的回忆录《徐愚斋自叙年谱》中,中法战争是导火索。

“不虞突遭癸未(1883年)之变,中法措兵,越南、台湾、马江悉开仗,法兵轮驶抵吴淞,查进出口之船,并扬言攻制造局,以致人声鼎沸,纷纷迁避,一民船赁价至二三百金。举市所存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

中法构兵是金融危机导火索,真实的金融危机根源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二、1883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国际收支不平衡

所有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枯竭,流动性枯竭也是有原因的。

造成1883年上海乃至全国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国际收支不平衡,白银外流。

第二、有资金抽水机:新兴的官督商办企业股票吸金。

其他的流动性危机:诸如外资联手绞杀、信用传递断裂、挤兑等等都是伴生的结果。

我们再分别看当日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吸金。

在房地产之前,徐润是茶叶大王。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口岸,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宝源祥茶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业的茶栈,宝源祥茶栈是徐润自营产业之一。

生意做的更大的胡雪岩在破产之前,是生丝大王。

1883年5月,最高峰时胡雪岩一人囤积的生丝达到15000包,占据中国年出口总量的60%以上。

而茶叶和生丝构成了当时中国对外出口额的七成:1883年茶业占出口比例达45.8%,生丝占贸易出口比例达27.4%,合计73.2%。

1883年,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相对平稳期。

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的国门越来越大,太平军、捻军运动平息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社会矛盾缓和,生意也好做了。

此外,苏伊士运河的通航(1870年)和伦敦到上海海底电缆的接通(1871年)大大降低了东西方贸易的交易成本。

回看1874-1887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的国际收支有两个特点:

第一、贸易总额逐年增长;

这是清廷被迫通商和洋务展开的必然结果。

第二、贸易逆差逐步扩大。

贸易逆差在危机爆发前的1881年和1882年尤为严重,这两年间贸易逆差分别为2046万两白银和1038万两白银。

贸易逆差下,白银外流,流动性紧缩。国际贸易也好比居家过日子,总是入不敷出,存款必定减少。

贸易逆差的原因至少有二:

第一、进口品无法替代、出口品不能升级。

中国进口以鸦片和棉货等直接消费资料为主:1880年仅鸦片和棉货两项就占据64.2%的进口比重,这些进口货物无法被替代,因而中国在银价持续下跌之下进口数额反而一直稳中有增。

进口的消费品国内生产不出来,还是得进口。

而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以茶叶、生丝为主的初级加工产品,落后的产业链让国内的产能上不去。

第二、国际银价下跌。

在1873-1893年的20年间,以黄金表示的银价下跌了一半,但银价下跌的变化非但没有改善当时的国际收支,反而使其进一步恶化:以英、法、美、德等为主的贸易伙伴并没有因为银本位的中国的货币贬值而增加进口,因为来自日本的生丝和印度的茶叶具备部分替代效应,且其国际市占率和地位逐渐增强。

此外,从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生丝和茶叶的定价权从来都在外国洋行与茶栈、丝栈等中间商的合谋之下。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生丝和茶叶价格滑落情况:

1877年出口价格,茶叶17.45两/担,生丝259.06两/担。

1882年出口价格,茶叶15.53两/担,生丝194.84两/担。分别降低了11%、25%。

题外话:正是由于对生丝定价权争夺失败,胡雪岩破产了。下文详细讲述。

国际收支不平衡引起白银外流,是导致银根紧缩的原因之一。

三、1883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二:

股票泡沫破裂与危机传导

另外一个导致流动性紧缩的原因是:官督商办企业大量地发行股票。随之而来的股票投资泡沫,抽走了大量资本,导致流动性枯竭。

学者曾经统计,把1883年14家可找到资本金数据的洋务企业资本汇总,达774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资本数不详、规模较小的企业,据其估算这期间股份制企业的资本金总数在1000 万两上下,这一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岁入的1/7至1/8。

以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例,两局的创办者唐廷枢和徐润不但自身积极投资,也邀集亲友一并入股。

两局的股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热捧。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在1876年股价尚且只有100两票面额的五折左右,到1882年2月已经涨到220两,6月涨到250两。其余矿局股票的增长趋势也与之类似。

如1882年9月29日,轮船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涨到255.5两;开平煤矿原价105两的股票涨到216两。

对于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心态,时评认为:“买股之人初但希冀其涨价沾其余利,并无置为产业永远世守之义。”

用今天的话来说,多是短期投机、不是价值投资。股票交易活动中的过度投机埋下了股市崩溃的伏笔。

1882年时股票交易规模急剧膨胀,申报在1882年记载“目下则均以购买股票为市面生意之潮流”。

中国首家股票交易所-上海股票平准公司也于1882年10月24日开张,股票交易所的出现使股票交易逐渐规范化,这进一步催生出了中国第一个股市交易的高潮。

股票市场的繁荣也催生了钱庄生意的勃发。

1882年初,上海各钱庄在放款上彼此竞争,接受了许多新办矿局的股票抵押放款,以代替通常需要的财产抵押。

翻看金融历史,从郁金香开始,泡沫产生的原因总是相同的、过程是类似的,破裂的结果也是无可避免的。

1883年正月到该年12月,各股份公司股票大幅下跌,许多股票跌至面额以下,其中轮船招商局由每股150两跌至61两,开平煤矿由每股169两跌至60两。

股票价格的下跌使得存款人对钱庄信心不足,大规模提款撤离,而随着提款量的增大,钱庄只能被迫低价抛售变现资产,这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这极大削弱了钱庄的抗风险能力,直接引发了部分钱庄的倒闭。

1883年10月上旬,以北市两家大钱庄纯泰和泰来突然倒闭为标志,金融波动开始在钱庄与股市两者间毫无阻隔的交替传导和加速扩散。

10月,外资和山西票号业开始陆续从各大钱庄撤资。

11月,徐润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谈判。

12月1日,胡雪岩系的核心:上海阜康钱庄遭遇挤兑、关门歇业。

上海的钱庄相继倒闭、歇业,从年初的78家到年末只剩下10家,存银只有三十八万两,是平常的“十之一二”。

此时,信用危机和流动性枯竭已经正式主导上海的金融市场。

当时的清廷没有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来“救市”,与央行作用类似的山西票号行业在危机关头与外国洋行一同选择了撤资自保,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至此不可避免。

危机从上海蔓延至全国,其他地方如北京、天津、杭州、宁波、福州、长沙、南昌等地,也一样受到严重的影响,半数以上钱庄倒闭。

结语

1883年,上海房地产大王徐润的破产是金融危机的代表事件之一,比它影响更大的是胡雪岩的破产。和所有的金融危机一样,富商巨贾的破产和金融危机互为因果。

两人都是红顶商人,1883年破产清算之前,徐润会办招商局、会办开平矿务局,既是买办也帮官督商办的朝廷企业办事,领二品衔。

胡雪岩因左宗棠保奏而被授红顶戴, 赏黄马褂, 也是二品衔。

但徐润和胡雪岩的最终结局却完全不同:破产时45岁的徐润最终东山再起;60岁胡雪岩则在两年后亡于忧患之中。

Jack曾经在2014年的世界互联大会上说:“胡雪岩树立了坏榜样,红顶商人是一条不对的路,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总是要爆炸的。”

可是,当你用历史的广角观察中国商人的时候,他们仿佛都是政、商两条坐标轴构成的坐标系中的散点,有的距离商业近一点,有的距离官府近一点。

在这样的政、商坐标系中,企业家精神在资本主义伦理和强有力的制度边界中成长、受限、摇摆。

所以,这个阶层注定是软弱和妥协的。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本文由“地产三哥”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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